逸中／香港居民、利物浦足球迷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從未想過，有一天「說政府不愛聽的話」會成為一種需要勇氣，甚至可能導致被判終身監禁的行為。隨著黎智英案在《港區國安法》下的定罪判決，香港最後一盞象徵言論自由的燈火，似乎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徹底熄滅。
這不只是一個傳媒人、一個商人的個人榮辱，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香港作為國際自由都市的葬禮。
在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裡，報攤是城市的脈搏。曾幾何時，我們可以同時看到讚美政權的喉舌，與辛辣諷刺權貴的報刊並陳。那種吵鬧、多元、甚至有時顯得混亂的資訊流，正是香港生命力的來源。言論自由之所以被稱為「人權之母」，是因為它是所有監督權、知情權與公義的根基。沒有了自由的言論，權力便能隨意定義真理。
黎智英案的審判，本質上是對這種「混亂中秩序」的清算。法庭上提出的「證據」，大多是黎智英撰寫的社論、他與外國媒體的訪談，以及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推文。在過去的香港，這些是公共討論的一部分；在「後國安法時代」，這些卻成了「勾結外國勢力」與「煽動」的鐵證。
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一種入骨的悲涼。當一個政權開始恐懼文字，開始將「批評」等同於「顛覆」，這個城市最珍貴的特質，那種百無禁忌的生命力便已徹底枯萎。
香港特區政府多次強調「依法辦事」，但從國際法與人權的角度來看，黎智英案的定罪過程與實質法理，顯然與香港一直以來適用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簡稱《國際人權公約》背道而馳，列舉如下：
1. 法律確定性原則的崩塌（違反 ICCPR 第 15 條）
《國際人權公約》要求法律必須具備「預見性」。然而，《港區國安法》中「勾結外國勢力」與「煽動」的定義極其模糊且空泛，甚至可以說是基於執政者的喜惡。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前的言論與聯繫，被作為定罪的背景參考，甚至連正常的國際倡議活動都被視為犯罪。這種罪名羅織，讓法律不再是市民的盾牌，而是隨時落下的鐮刀，嚴重違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與罪刑法定的精神。更荒謬的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前的宣傳期中，無論中共和香港的官員，或香港的親建制人士，都公開說過《港區國安法》不具追溯力！
2. 意見與表達自由的絕對壓制（違反 ICCPR 第 19 條）
《國際人權公約》第19 條明確保障「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資訊及思想之自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多次強調，對國家安全的保護不能作為壓制異見的藉口。黎智英所做的評論政治、呼籲國際關注香港人權，屬於政治表達。定罪黎智英，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在香港，只要你的政治立場與政權相悖，你的表達權即刻失效。這不是限制，而是剝奪。
3. 公平審訊權利的喪失（違反 ICCPR 第 14 條）
公平審訊是法治的最後防線。然而，在黎智英案中，我們看到了：
• 長期未審先囚： 被捕後關押超過千日，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也破壞了提審機制。
• 無陪審團審判： 國安法案件由指定法官審理，打破了香港百年來行之有效，並引以為傲的普通法的陪審團傳統。
• 辯護權受限制： 港府甚至修法阻撓被告聘請海外大律師為自己辯護，這是違反一直以來的傳統機制。
當審判的程序因為確保政權的安全系數而被精心設計，當審判的結果被視為一種「政治任務」，法庭就不再是尋求公義的地方，而是政治意志的執行場。
現在走在香港街頭，你會發現一種詭異的靜默。茶餐廳裡不再有政見的交鋒，網絡上除了身處海外的朋友，本地不再有尖銳的諷刺，大家學會了「慎言」，學會了在發帖前自我審查。這種恐懼不是來自於具體的威脅，而是來自於黎智英案所展現的：「只要他們想，他們就能把你定罪」的無力感。
黎智英案是一個巨大的警示碑，它告訴每一個香港人：如果你對民主的追求、對政權的批評大到足以被聽見，那麼你就要準備好支付自由的代價。這種對人權的閹割，導致社會創新能力的集體下滑。一個不敢說真話的城市，不可能有真正的未來。
至此，筆尖沈重。對於香港人來說，看著「肥佬黎」消瘦老邁的身影在囚車中出入，心裡那種崩塌感難以言喻。那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同情，更是對我們曾擁有的香港，那個自由、奔放、無所畏懼的香港的集體哀悼。
特區政府或許贏得了這場政治審判，或許成功讓一家傳媒關門、讓異見人士入獄，但他們失去的是人心，是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名聲，以及那份支撐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對制度透明度與人權保障的信任。
「人權之母」雖然在今日的香港泣血，但歷史終將記錄：曾經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時刻，試圖用筆尖對抗坦克，用真相對抗謊言。作為留下來的香港人，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拒絕遺忘。我們要記住言論自由曾經的模樣，記住這場審判如何踐踏了國際人權準則，並在心中沈默地守護那團火種，直到下一次光明的到來。
香港，曾經是遠東的自由之光；如今，我們要學會在黑暗中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