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CNN》報導，行車記錄器畫面可以看到，年長的鮑里斯・古爾曼（Boris Gurman）與一名槍手搏鬥，其妻索菲亞Sofia Gurman）則朝衝突現場奔去，兩人最終不幸罹難。62歲的祖父魯文・莫里森（Reuven Morrison）在向槍手投擲磚塊時中彈身亡；育有兩名孩子的艾哈邁德（Ahmed Al Ahmed）則在中槍後，仍成功奪下其中一名攻擊者的武器。
這些畫面在社群媒體上被觀看數百萬次，他們的行為受到許多人讚揚，但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政治學家、《解構英雄主義》作者阿里・科恩（Ari Kohen）指出，這樣的曝光可能讓人誤以為英勇行為很常見，事實恰恰相反，「大多數人在危險發生時不會行動，因為那真的非常危險」。
社會心理學中著名的「旁觀者效應」指出，當現場人數越多，個人出手相助的責任感往往越低。該理論源自1964年美國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遇害案，當時外界普遍認為多名目擊者未伸出援手。然而後續研究澄清，該事件的部分細節被過度簡化。專家指出，旁觀者效應並非意味著「沒有人會幫忙」，而是群體反應速度可能變慢；在真正的緊急狀況下，仍然有人會違背本能挺身而出。
英雄如何戰勝自我保護本能？
加州理工學院哲學教授史蒂文・誇茨（Steven Quartz）從神經科學角度分析，人類在面對「致命混亂」時，通常會進入僵住或逃跑的自我保護狀態。要打破這種本能，大腦需同時具備三個關鍵條件，包括強烈的同理心與認同感，意識到他人正身陷危險；相信自己的行動能產生實際幫助；快速反應能力，使大腦從逃避模式切換為行動模式。
誇茨估計，約有10%的人天生具有高度同理心，但這並非成為英雄的必要條件。同理心會受到文化、經驗與認同感影響，人們往往更容易為「與自己相似」的人挺身而出。而邦迪海灘事件中的英雄來自不同背景，像是烏克蘭移民、敘利亞穆斯林、逃離蘇聯的正統猶太教徒，彼此並無共同族群或宗教。
英雄想像計畫（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執行董事指出，這正是邦迪海灘的特殊之處，它是一個安全、開放、跨文化的公共空間，使人們更容易產生對彼此的認同。歷史上也有類似例子，二戰期間，法國一村莊曾集體庇護數千名猶太難民。科恩指出，該村居民多為曾遭迫害的胡格諾派（Huguenot）新教徒，過往的苦難經驗讓他們更能對他人的處境感同身受。
此外，研究也顯示，憤怒同樣可能成為英雄行動的觸發點，當人們看到與自身價值觀嚴重衝突的行為時，往往會本能地站出來反抗。在嚴格控槍的澳洲，公共場所出現長槍，對許多人而言是無法接受的情景。
英雄能被培養嗎？
科恩認為，英雄主義並非遙不可及。看到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故事，本身就能鼓勵更多人思考「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研究顯示，榜樣、文學作品、電影，甚至虛構英雄角色，都能提升人們的道德想像力與行動意願。
此外，實際技能的準備同樣關鍵，例如學習心肺復甦術（CPR）、AED 使用或止血訓練，都能增加人在危急時刻出手相助的可能性，「人們不必成為警察或軍人才能成為英雄」。他希望邦迪海灘事件留下的最大啟示是「英雄不是天生的傳奇人物，而是平凡人，在關鍵時刻選擇了行動」。科恩表示，「這些人其實和我們沒有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那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