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山倒海而來的「疑賴論」　被放大的不安與焦慮

賴清德總統就職在5月20日正式滿兩周年，「疑賴論」卻彷彿早已提前打得火熱。從近期的媒體評論、政論節目、部分政治人物發言，到社群輿論風向，似乎正在形成一種集體敘事：台灣經濟不行、兩岸關係惡化、社會對立升高、政府施政失能，甚至連國家安全風險，也開始被歸咎於執政團隊本身。

民主社會本來就應接受監督與批評，但問題在於：這些批評，究竟是基於現實，還是刻意忽略現實？是監督，還是放大焦慮？更值得思考的是，當外部威脅從未停止時，為何台灣社會卻總是先責怪自己？

近來最常見的批評之一，是即便台股突破4萬點，仍有人強調「只有少數人受益」、「財富集中於科技業」、「貧富差距擴大」，進一步延伸出「政府施政失敗」的結論。問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這幾年誰沒有面對高通膨、高利率、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風險？當歐洲經濟成長疲弱、中國經濟持續下滑、全球市場需求放緩之際，台灣仍能在半導體、AI、高階製造等產業帶動下維持競爭力，這難道不值得被肯定？

當然，民眾對房價、薪資與生活成本有壓力是真實的，政府也必須持續改善所得分配與社會公平。但任何成熟社會都明白一個基本邏輯：先讓整體經濟向上，再透過制度重新分配，遠比讓大家一起向下更務實。換句話說，沒有經濟成長，根本沒有條件談公平。

今天台灣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下發光發熱，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運氣，而是長期產業布局、企業努力與政府政策共同累積的成果。然而，部分評論卻刻意忽略國際比較，只留下「你過得不好，所以政府一定失敗」的情緒式批判。人民真正想要的，不是每天被告知台灣有多糟，而是政府如何讓生活持續改善。

另一種近來逐漸擴大的論述是：「兩岸越來越緊張，都是賴政府造成的。」但這樣的說法，經得起現實檢驗嗎？試問，今天持續派遣軍機、軍艦擾台的是誰？不斷對台實施灰色地帶襲擾、法律戰、認知戰與外交打壓的又是誰？台海情勢升高，真的是從賴清德上任後才開始嗎？答案其實很清楚。從近年大規模軍演、圍台行動，到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中國對台軍事壓力從未停止。即便在台灣釋出善意時，對岸軍事部署也沒有因此減少；即便有人不斷主張交流優先、降低敵意，北京也從未真正放棄對台政治施壓。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部分評論者面對軍事威脅時，批評的不是施壓的一方，而是反過來質問台灣：「是不是太刺激對岸了？」這就像有人長期在你家門口恐嚇、威脅，最後被檢討的卻是你「為何不夠低調」。歷史經驗從來都告訴我們：沒有實力的和平，往往只是短暫幻覺。和平當然重要，但和平從來不是單方面退讓換來的。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也不是台灣獨有現象。從歐洲因俄烏戰爭提高軍費，到印太國家因區域安全風險加強防衛，這早已是民主國家的共同選擇。真正危險的，不是有人主張和平，而是有人把「毫無準備」誤認為和平，把「降低防衛能力」包裝成避免衝突的解方。

過去這兩年來，從覆議、釋憲、大法官人事、NCC人事到中選會爭議，社會上也充滿一種聲音：「這都是執政團隊治理失能。」但民主政治真的可以如此簡化嗎？當立法院通過法案，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而提出覆議，本來就是制度設計的一部分；當憲政爭議出現，大法官釋憲也是民主國家正常機制。問題在於，當行政部門希望溝通、協商時，是否真的獲得善意回應？社會也看到許多案例：當執政團隊希望與在野討論政策，在野卻選擇將協商過程片段化、媒體化、政治化，最後讓討論失焦，只剩互相指責。

以軍購與國防特別條例為例，這不只是「買武器」而已，更牽涉國防自主、後勤能力與軍工產業發展。但當重要預算遭到刻意刪減，甚至還有政治人物公開主張「國防零預算」時，這樣的言論究竟是在監督政府，還是在削弱國家安全？批評可以，但至少也該提出替代方案，而不是只剩下否決。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杯葛，卻沒有責任。

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實不是批評本身，而是某種固定模式。每當兩岸局勢升高，總會有一套熟悉劇本迅速展開：中國升高施壓後，部分政治人物、媒體、評論者與特定輿論場，立刻將焦點重新導向政府責任，強調「都是執政造成」、「只要更靠近中國就能解決問題」、「交流就會降低風險」。

於是，「疑美」、「疑軍」、「疑民主」、「疑政府」的論述被不斷擴散，社會逐漸陷入一種心理疲勞與安全焦慮。更值得擔憂的是，這些論述往往選擇性忽略歷史經驗。過去對中國過度依賴所帶來的風險，包括經濟脅迫、政治滲透、觀光與農產品市場作為政治工具，台灣其實早已付出代價。然而，當前某些批評者提出的解方，卻依然停留在「重新緊密交流」的想像之中，彷彿所有風險都不曾存在。沒有人反對正常交流，但問題是：交流是否建立在對等、尊嚴與安全基礎之上？如果只是一味把希望寄託在對方善意，而忽略現實威脅，那不叫務實，而是失憶。

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北京長期透過認知作戰試圖塑造「政府無能」、「民主無效」、「台灣沒有希望」等印象時，台灣內部某些聲音卻也同步放大相似敘事。即便動機不同，客觀效果上，卻可能形成一種值得警惕的「在地協力結構」，它們不一定是刻意替中國發聲，但卻在效果上協助放大中國最希望台灣人相信的事情。就是：對自己失去信心。

其實，從教育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對待自己的國家，某種程度上也像家庭教育對待孩子。沒有父母會因為孩子一次考不好、跌倒一次、遇到挫折，就天天告訴他「你很糟糕」、「你沒希望了」、「隔壁小孩比較好」。因為多數人都知道，長期否定與貶低，不會讓孩子變得更優秀，只會逐漸削弱自信與信任感，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真正成熟的教育，從來不是毫無原則地稱讚，而是在面對問題時，一邊提醒不足、一邊看見進步；一邊要求改進，也一邊給予肯定。因為唯有如此，孩子才有繼續向前的勇氣與自我認同。國家治理其實也是如此。

政府可以被監督、政策可以被批評，但如果社會長期只剩下否定、嘲諷與唱衰，只要有成果就急著貶低，只要有困境就無限放大，那麼久而久之，被削弱的恐怕不只是對政府的信任，而是人民對整個國家的信心。台灣當然不是完美國家，民主也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我們也不能永遠只學會責怪自己。當世界仍看見台灣在民主、科技、公共衛生與供應鏈中的韌性時，台灣人自己卻總認為「我們什麼都不好」，這其實是一種危險的集體心理。健康的社會，應該讓人民對自己的國家保有合理期待，也保有適度榮譽感與向心力。因為唯有相信自己，才有能力面對外部壓力；唯有對國家仍有信心，民主制度才有持續修正與進步的可能。

在賴總統就職滿兩周年，「疑賴論」已經排山倒海而來，但人民其實看得很清楚：誰在解決問題，誰又只是在消費焦慮；誰在守護台灣，誰又只是在放大不安。批評政府是民主，否定自己卻可能成為風險。當台灣面對外部壓力時，我們更需要的，或許不是彼此唱衰，而是在監督中保有信心、在分歧中守住共同體意識。因為一個不相信自己的國家，很難期待別人會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