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不一定動手動腳，有時「言語」與「標籤」更具殺傷力。馮生入學時正逢疫情，原本該是保護健康的衛生觀念，竟成了霸凌的武器。同學將他貼上「細菌」標籤，刻意在他觸碰過的東西後高聲喊著要消毒、洗手，否則「手會爛掉」。這種將人「非人化」的行為，在大人眼中或許是孩子間的惡作劇，但對社交理解困難的特教生來說，卻是長達3年的心理凌遲。
最令家長無力的是，當孩子嘗試發出求救訊號時，體制的牆卻比想像中更厚。馮生曾向班導反映手機遺失、同儕排擠，但得到的卻是班導一句冷冰冰的「我真的很不想當偵探」，或是要求他「不要對號入座」。
不只嘲笑是細菌 還被譏諷是對嘴王、假唱
甚至在英語歌唱比賽中，身為英文老師的班導明知馮生因學習障礙無法背誦歌詞，卻仍以高標準要求，導致他被同學譏諷為「對嘴王」、「對嘴假唱」。
校方與老師的「忽視」與「過度期待」，無形中成為霸凌的助燃劑。儘管校長緩頰稱「老師不是柯南」，強調沒有證據強求處理是強人所難，但對於特教生家長而言，這種「法官式」的管教思維，完全抹殺了對特殊孩子心理特質的同理心。
3年的積累，終在國中會考前夕全面爆發。馮生的病情從輕度轉為中度，被迫住進精神科病房，缺席了人生重要的一戰。更令人擔憂的是，捷運攻擊案的負面效應在少年心中發酵，他竟產生模仿「張文」的報復心態，向母親透露想先對付霸凌者再自我毀滅。
這不僅是一起校園霸凌案，更是一次特教教育的集體失靈。當學校強調「資深老師非常有經驗」時，當年那個愛提問的孩子，似乎已在「細菌」與「對嘴王」的嘲笑聲中，慢慢枯萎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