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與蔣萬安需要10場市政辯論

我在台北居住生活近半世紀，從年輕學生到成為大學裡的教授，看著捷運一條條興建、高樓一棟棟出現，卻也看著許多街道、住宅與城市治理思維，幾十年來幾乎沒有根本改變。

台北曾經是台灣年輕人嚮往的城市，如今卻成為許多年輕人住不起、家庭養不起、孩子生不起，最後不得不離開的城市。近十年，台北人口流失約27萬人，幾乎等於少掉一整個大安區。這不只是戶籍數字下降，而是一張令人不安的城市治理成績單。

因此，我以一位住在台北近半世紀的市民、一位關心公共政策的老教授身分呼籲：沈伯洋既然決定挑戰現任市長蔣萬安，就應該正式要求舉行十場重大市政議題辯論。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形式、任何主持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全程 Go Live、完整公開，讓台北市民看見、判斷並參與！

這不是替哪個政黨抬轎，而是不忍心看台北再浪費另一個十年。像我們這一代的人，已經看過太多場充滿口號、看板、造勢與政治攻防的選舉；我們更關心的是，下一代能不能住得起、走得安全、生養得起，並在一座仍然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城市生活。

我沒有另一個半世紀可等待台北改變，但我的學生們，現在的年輕人，還要在這座城市生活五十年。這場選舉真正應該回答的，不是誰比較會表演，而是誰能讓他們擁有更好的未來。

傳統市長辯論通常只有兩場，交通、住宅、教育、長照、文化全部擠在一起。候選人話還沒說清楚，鈴聲就響了；口號說完了，市民仍不知道政策要如何落實。

台北面對的問題太多、太深，不可能靠一兩場公辦政見發表會草草帶過。例如十場辯論可分別處理：

1. 交通安全、人行道與行人城市

2. 居住正義、大規模普惠都更新與青年可負擔住宅

3. 少子化、托育與家庭支持

4. 高齡化、健康促進與失能預防

5. 教育改革與兒少安全

6. 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美學

7. 體育、運動空間與市民健康

8. 氣候調適、能源與淨零城市

9. 產業轉型、夜間經濟與國際競爭力

10. 市府治理、預算優先順序與台北未來十年願景

每一場都必須談數據、預算、土地、執行時程與績效指標。不能只說「持續努力」，而要回答：要做什麼？花多少錢？何時完成？四年後如何驗收？

台北擁有全台最密集的捷運、醫院、大學、文化機構與政府資源，理應成為亞洲最宜居、最有活力的城市。然而，許多市民實際感受到的，卻是房價愈來愈高、人口愈來愈老、街道長年不變，公共空間缺乏想像。

當年輕人住不起、家庭養不起，人口就會外移；當街道仍把汽車與路邊停車放在行人之前，城市就不適合兒童、老人與家庭；當文化、體育與公共空間只剩一次性活動和煙火，城市便難以創造新的生活方式。

東京、首爾、新加坡及許多亞洲城市，都在積極改造公共住宅、人行空間、河岸環境、文化場域與數位治理。台北不能再以「已經比台灣其他城市好」自我安慰。首都真正的競爭對手，是亞洲其他國際城市。

十場辯論的價值，不只是讓沈伯洋挑戰蔣萬安，而是讓整座城市加入選舉。

讓居民關心白髮童顏的步行安全與社區人行空間，讓年輕家庭追問住宅與托育，讓高齡者討論健康與無障礙空間，讓運動人口檢視場館和戶外運動政策，也讓商家、藝術家、教師、醫療工作者與社區居民都能參與。

每場辯論可以由不同大學、媒體、公民團體或專業組織舉辦，開放市民提問，事前公布政策資料，事後由專家查核數字。所有影音都應完整直播、永久公開、不剪接、不斷章取義。

這才是民主選舉真正的公共價值：選舉不只是投票那一天，而是一座城市共同學習、重新想像未來的過程。

蔣萬安是現任市長，掌握行政資源，也有將近四年的施政紀錄，更應接受公開檢驗。

如果施政值得肯定，就用數據說服市民；如果政策仍在進行，就清楚交代進度；如果認為對手主張不切實際，就在辯論台上指出成本、法規與執行困難。

現任者不能只享有剪綵、宣傳與行政資源的優勢，卻把深入辯論稱為「選舉操作」。接受挑戰，本來就是現任市長對市民應負的民主責任。

不敢深入辯論市政的市長，如何帶領一座必須面對巨變的城市？

台北不是任何人的政治跳板，也不是任何政黨可以長期保管的選舉資產。台北屬於在這裡生活、工作、成家、繳稅，也曾經因為房價與生活壓力而被迫離開的每一位市民。

我是一位住在台北近半世紀的老教授。我不希望下一代再用另一個十年，等待一座沒有勇氣改變的城市。

十場市政辯論，不只是沈伯洋對蔣萬安的挑戰，更是台北市民對停滯政治的挑戰。

不要再讓選舉只剩口號與形象。讓政策正面交鋒，讓數據接受檢驗，讓市民重新參與城市。

十場辯論，全程 Go Live。讓台北醒來，讓台北重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