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下，台灣人民更需要獨立思辯

中共對台網路戰喚起我們對如下問題重新進行思考：當北京不再只是透過傳統文宣手段告訴台灣人民「中國」是什麼，而是利用數位平台、演算法、社群網絡與資訊操弄影響特定的台灣族群或世代，台灣人的政治認同還能保有多少的自主性與獨立思辯空間？

這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也讓「民族主義」的研究與當代資訊戰的討論產生建立對話的必要性。一些文獻指出，民族認同並非固定存在於國民身上的文化傳承或歷史積累，而是在人民與政府互動，還有本國與外國往來過程中，持續彼此影響和反覆修正而成的一種集體意象。中國大陸目前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整體，而是由數個不同類別的「亞型」(sub-types)集結起來的意識。其中，由共產黨刻意建構的是「國家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後期迅速升高，與1999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轟炸、2001年美中軍機擦撞等重大事件密切相關；但另一個類型是由下而上的「大眾民族主義」，它的內含源自大陸百姓對「中國」的生活敘事、歷史記憶，還有對當前「中國」國際地位的感知與覺查，是一個相當複雜又動態的集體意象。

當前，北京正同時使用這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並將之融入在數位化的網路世界裡，對我們台灣進行各式各樣的認知戰，導致我們的資訊環境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中共現在進行的網路戰已不只是設法讓台灣人相信大陸地區發展得很好，而是設法進入台灣人日常接收資訊、消費娛樂與社會互動的資訊環境。這意謂著，認知戰的目標從過去「改變個人的政治立場」轉為「改變台灣人使用與接收資訊的媒體環境」。中共對大陸地區的高壓網路管制，眾所皆知，但忽略中共目前高效處理網路輿情的實戰經驗與技術能力；無論是即時監測、議題降溫（或升溫）、資訊刪除，還是海量的機械人網路評論，中共現在已能充分威脅民主國家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純度。因此，認知戰已經從過去假訊息的製造和傳播升級為如何對資訊使用的環境進行有效的空間宰制；毋寧，台灣如果要有效抗擊中共的認知戰，除了在技術面上要更好的控管資訊進入、流動，以及監測受眾反應之外，要開始評估人民對什麼樣的兩岸資訊會產生什麼樣的認知情緒與社會反饋，才能提前預防可能衝擊社會穩定的污染型資訊。

由於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及資訊高度自由化的社會，導致我們的網路空間無形中提供中共很多滲透與利用的「窗口」。國防安全研究院曾有研究報告指出，北京對台灣的資訊投遞模式逐漸由傳統宣傳轉向社群平台、網紅與青年受眾。這是一種針對脆弱節點的攻擊策略；毋寧，北京不需要控制台灣的主流媒體，只需要找到能夠進入台灣社會既有資訊網絡的脆弱點，還有防禦量能較低的受眾，就可以開始傳遞污染型資訊，改變資訊生態，形成新的論述氛圍，然後養成認知上對「中國」較高接受程度的一群人。然後，再透過這一群人在台灣內部社會進行二輪、三輪的資訊傳遞與認知建構。

北京對台灣進行的認知戰已不是散播惡假害訊息那麼簡單了，因為這樣的訊息在「事實查核與澄清」機制的啟動下，只要一段時間就會喪失或減損它對台灣的殺傷力。現在的認知戰超越了對受眾真假判斷的干擾，進而試圖引導受眾採取特定立場來理解資訊。舉個例來說，以前北京用一個以假亂真的訊息來試圖影響台灣民眾相信中華民國國軍的戰力低落、設備殘缺；現在，試圖引導台灣人民思考為什麼政府要投入大量的國防預算？為什麼這些高昂的國防支出不拿來解決其它重要的民生議通？強調交易的Trump總統會不會跟習近平再次見面之後，就把台灣出賣了？等等問題。

上述這種「以問題包裝議題」的資訊超越了虛假與否的判斷，一旦被有系統和規劃地連續大量拋出，台灣政府基於民主問責的本質，就必須投入時間與人力去回應、解釋，甚至是證明。所以，即使是一項正確的決策，它的落實過程會因此變得緩慢，不僅時間成本瞬間增加，同時機遇喪失風險也大幅攀升。然而，那些反覆被北京當局用來進行「敘事」的議題都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倒果為因，一是禁不起辯證。舉例來說，若不是一個國家天天遭受威脅與侵害它生存安全的挑釁與攻擊，何苦必須將大把大把的銀子投入在國防需求上？又譬如說，如果台灣政府將預算全數用以民生基礎建設，但依舊拒絕接受「兩岸一中」，北京會放棄使用武力統一台灣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只要經過坦率誠懇的對話及討論，就會發現問題的關鍵不在台灣做了什麼，而是「誰」讓台灣無法不去這麼做？諷刺的是，在數位時代的認知戰之下，北京透過各種不同的網路渠道，一點一滴且頗為成功地轉換了對問題的「敘事」，讓許多台灣人習慣先質疑自己、先懷疑政府，而不是先意識到自己可能被污染型的資訊統戰了。

正因為不少國人在使用網路時沒有意識到上述這個情況，而是在接收訊息之後就順著資訊投遞營造的「敘事」邏輯去思考，導致政治認知或判斷上形成對民主不友善的否定。

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對「政治」的想像與理解不再只是來自歷史文獻、課堂教育或政府宣傳，更多資訊可能來自每天觀看的網路影音、社群媒體中的網紅言論，還有演算法推播下的反覆意象建構。因此，當一個年輕世代的台灣人每天高頻收視或閱聽網路上的「對岸」資訊，並且這些資訊多半集中在「政治性質的中文資訊」，她/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認知就一定高度迥異於「其它性質的非中文資訊」。清楚可見，網路受眾接收到的資訊如果可以多元化，就比較能降低資訊環境被傳遞者主導或宰制的風險，特別是多元的資訊要透過多元的語種來傳遞。這也就是說，單單資訊類型的多元恐怕是不夠的，如果中文在台灣網路上是失衡比例的大宗，我們的資訊環境就很難避不被對岸介入。因此，「文化近似」是一個必須被嚴肅思考的結構問題；『文化』本身沒有錯，錯的是它被人刻意用來作為進行認知戰的工具。

其次，台灣在政治認知上必須建立一套有韌性的中國大陸「敘事」，這個敘事的論述不能只是純粹資訊揭露，而是必須引發民眾對「人與國家」關係究竟為何的深度反思。舉例來說，我們台灣可以不用一直陷入跟對岸較勁「獨立」與否的二元論之爭，而是可以反過來建立兩岸若統一對台灣有哪些好處的敘事。從認知戰的角度觀之，任何言論，不問其背後提出的論者是誰或在哪裡，只要是立場上支持統一的，我們在敘事邏輯上都懇請這種統一論的提倡者提供「統一為什麼比較好，以及對台灣好在哪裡？」的訴求。然後，靜靜仔細聆聽他/她們的說法，再判斷什麼才應該是有利台灣的選擇。

作為民主的國家，台灣應該也必須保持讓任何政治主張皆有發聲的權利與環境，但在政治認知的培育與形成過程中，我們更應該鼓勵國人批判思考對岸傳遞給我們的敘事邏輯是否經得起檢驗，以及在不同語言資訊的內容中，是否存在其它敘事的可能。這樣台灣的政治認知才可以更多元、更宏觀、更有獨立思辯的品質。換句話說，台灣現階段需要的防衛能量是知識論上的再強化，也就是對於網路上接收到的資訊要開始習慣去追問和挑戰，而非只是判斷真假，或進行接收與拒絕的二元論選擇。在演算法、短影音與跨境資訊高度融入數位化的今天，兩岸關係不只是「真假資訊之戰」，更是進入一場深層的「政治認知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