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儀／前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
最近因為選舉攻防，毒品「減害」再次成為社會討論的話題。看到一些說法，我不免想起20多年前，那一段台灣公共衛生政策艱難轉折的歷史。
2004年，我曾任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代理局長，成為2005年台灣推動「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的重要參與者之一。當時台灣正面臨嚴重的藥癮愛滋疫情。2005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中，有7成以上是注射藥癮者；共用針具與稀釋液，成為疫情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疾管局因此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家的經驗，推動清潔針具與替代療法等減害措施。
但公共衛生人員認為「這樣可以救人」，並不代表整個社會立即能夠接受。
當年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與法律及司法體系溝通。政府提供清潔針具，以及讓海洛因成癮者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在法律與倫理上確實是一項很大的政策跨越。法律人必須考慮毒品管制、社會倫理與既有法制；公共衛生人員則看到的是愛滋感染正在迅速增加，以及如果什麼都不做，將付出的生命與社會成本。
因此，我們當年並不是只拿著一套公共衛生理論往前衝，而是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國際經驗、國內法律及社會條件，並與法務、司法、警政、地方政府、醫療界及社會團體溝通。當時我也曾陪同衛生署長陳建仁，準備拜會法務部長陳定南。
現在回頭看，我反而非常感謝當年提出疑慮的人。因為他們的質疑，迫使衛生部門把政策想得更周全。事實上，疾管局2006年的官方資料也記錄，減害政策初期確實面臨法規、政策支持度及社會觀感等問題；經過持續協調後，法務與警政體系逐漸與衛生單位建立共識。
而這項政策能夠落地，地方政府的投入同樣重要。
我至今仍記得台南縣副縣長顏純左醫師。他是醫師出身，在2005年率先推動清潔針具與美沙冬替代療法，是地方政府中非常積極的推動者。台南市政府後來出版他所撰寫的《新鴉片戰爭——尋找現代的杜聰明》，記錄這段政策經驗。官方資料也指出，台南縣的率先投入，後來對其他縣市產生了示範與帶動作用。
我認為，這正是公共政策最值得記住的一課。
中央政府必須負責政策與制度的整合；地方政府則必須真正走進社區，處理執行面的問題。所謂「可近性」與「友善性」，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讓原本不願意接觸醫療體系的人，真的有機會接觸服務，接受篩檢、治療、諮商，最後走向戒毒與回歸社會。
21年前，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支持或反對毒品」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在反毒、公共衛生、法律、社會倫理與人權之間取得平衡的難題。
台灣今天能夠走過這20多年，不是因為當年沒有人反對，而是因為支持與質疑的人都願意坐下來，把問題一個一個說清楚。
這也是我最想留下的一點歷史見證：
好的公共政策，不是消滅不同意見，而是在不同意見之間，找到可以救人的共同道路。1128無論是誰當選市長，只會繼續執行很有效益所中央減害政策，除非台灣又面臨新的挑戰，需要調整政策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