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琪專欄：選舉競技的武德與公平性

選舉當然是競爭，而且是非常激烈的競爭。候選人要說服選民自己比對手更好，要指出對手政策的漏洞、能力的不足，甚至誠信上的問題。

要求候選人在選舉中只談自己、不批評別人，既不實際，也未必符合民主政治的需要。選民要做選擇，本來就需要比較

今天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攻擊，而在於攻擊什麼、怎麼攻擊，以及一場選舉結束以後，我們留下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問題，如果從「信任」來看，可能比單純討論「正面選舉」或「負面選舉」更有意義。

美國政治學者 Robert Putnam 在《一個人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討論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他所關心的不只是人們參加多少社團、認識多少鄰居，而是一個民主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如何形成合作與信任。

Putnam 特別區分兩種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與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可以稱為「內聚型」社會資本。家人、密友、同一宗教、同一政黨的支持者，都可能形成高度信任的共同體。我們彼此認識，價值相近，因此可以成為很容易相信的「自己人」。

另一種則是「橋接型」社會資本。它連接的是原來並不完全相同的人：不同職業、階級、世代、族群，甚至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民主政治尤其需要後面這一種類型的人。

為什麼? 因為民主從來不是一群想法完全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正困難的是：我不同意你，甚至希望你支持的候選人落選，但我仍然相信你不是壞人；你支持的政黨即使勝選，我也不因此認為國家已經被敵人佔領，當然，這裡的前題是你能確定對手遵守競技的武德，以及境外勢力沒有介選。

這是民主政治中一種很薄、很脆弱，卻極為重要的政治信任。在台灣，國家認同就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

認同的問題到了網路時代，又有了新的意義。

早在1973年，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就提出著名的「弱連結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他的研究指出，親友之間的強連結固然重要，但真正把不同社會群體連接起來的，往往反而是那些不那麼親密的弱連結。

我們最親近的人通常和我們很像，接觸到的資訊也比較接近；一個不常見面的朋友、同事的朋友，或者偶爾往來的熟人，反而可能把另一個社會圈子的資訊帶進來。弱連結因此像一座橋。

網路剛剛興起時，人們曾經樂觀地認為，社群媒體將創造無數這樣的橋。理論上確實如此。一個人今天可以同時和幾百、幾千個人發生某種程度的連結，這是過去難以想像的。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複雜得多。

選擇性認知和平台的演算法，導致繁忙的河道上你看你喜歡的人，我聽我相信的節目；我們各自轉貼、按讚、憤怒，平台又根據這些反應，更精準地把我們送回自己的圈子。原本應該把不同群體連起來的網路節點，這時反而強化了「自己人」與「別人」之間的界線。而操弄選舉的政治人物很快就學會利用這種網路結構。

負面競選為什麼如此難以抗拒？因為憤怒、恐懼、羞辱往往比複雜的政策說明更容易傳播。

一段兩分鐘的政策論述，需要注意力；一句「這個人不能相信」，卻只需要幾秒鐘。一份社區防治毒品的衛教政策可能需要幾頁文字才能說明，一部經過剪輯的短影片、一個帶有嘲諷意味的綽號、一則真假混雜的爆料，一張充滿惡意的長輩圖，卻可能一夜之間傳遍社群。

更重要的是，負面訊息非常適合強化群體認同。「我們」是善良的、正直的、愛國的；「他們」則是貪腐的、無能的、邪惡的，甚至是危險的。

於是 Putnam 所說的 bonding 愈來愈強：自己人抱得更緊。但 bridging 卻愈來愈弱：原本還可能交談的人，逐漸失去彼此信任的可能。從競選策略來看，這也許非常成功，可以召喚基本盤歸隊。但從民主政治來看，代價卻可能很高。

當然不是。我們必須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民主選舉需要批判。候選人的執政能力如何、 推出的政策是否可行、過去的公共紀錄如何、有沒有利益衝突、說過的話是否前後矛盾、有沒有誠信問題，都應該接受最嚴格的檢驗。

所以真正值得區分的，不是「正面」和「負面」，而是批判與摧毀。批判的目的，是提供資訊，讓選民判斷：「這個人適不適合擔任公職？」潑髒水的目的卻不同。它不一定需要完整的證據，也未必希望選民仔細思考；它更常利用暗示、羞辱、標籤、恐懼與人格攻擊，最後留下的不是一項可以討論的公共問題，而是一種感覺：這個人很可怕。這群人不可信任。

政治傳播研究對負面競選的研究其實相當耐人尋味。負面訊息確實容易受到注意，也可能讓選民記住更多資訊；但大量研究並沒有證明負面競選必然帶來更好的選舉效果。相反地，政治上的不文明言論，卻可能降低人們對政治人物、制度乃至民主政治本身的信任。

從 Granovetter 的弱連結來看，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今天真正能讓政治訊息「破圈」的人，未必是候選人自己，也未必是最忠誠的支持者。可能是一個平常不談政治的 YouTuber、一位文化工作者、一個朋友、一個同事，甚至只是某個你願意聽他說幾句話的人。因為他沒有強烈的政治標籤，所以你沒有立刻築起防衛。這些人其實就是民主社會裡極其珍貴的「弱連結」，或許也就是我們經常期待的「理性的中間選民」。

問題是，當選舉愈來愈激烈，每個人都被迫表態、歸隊、選邊，弱連結也會逐漸消失。最後我們只剩下兩大群彼此高度連結、彼此高度信任，卻完全不相信對方的人。那時候，即使投票制度仍然正常運作，民主本身已經變得非常脆弱。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體育競技來理解選舉。任何競技都要分勝負。拳擊不能要求拳擊手不要出拳，足球不能要求球員不要搶球；同樣地，民主選舉也不可能要求候選人不要攻擊對手。真正的武德，從來不是不出手。而是知道哪裡可以打，哪裡不能打；知道什麼是堂堂正正的攻防，什麼是為了求勝而不擇手段。

政策可以猛烈辯論，公共紀錄可以嚴格檢驗，謊言當然應該揭穿，權力更必須受到監督。但捏造、影射、羞辱、去脈絡的剪輯，以及明知缺乏證據卻故意留下懷疑的政治操作，是另一回事。

候選人今天潑出去的髒水，不會在開票那一天突然消失，它會在台灣的選舉史上留下紀錄。從2000年總統大選的「興票案」、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的「走路工事件」、2012年的「宇昌案」、2014年的「MG149」，到後來一次又一次在選舉期間爆發的各種弊案指控，我們看到一個共同的難題：選舉只有幾個月，司法調查、行政調查與事實查核卻往往需要幾年。等到不起訴、判決或完整調查結果出來，選票早已投完，勝負早已定案。

這也正是負面選舉最值得警惕之處。公共人物當然必須接受檢驗，有證據的弊案更不應以「負面選舉」之名逃避追究；但如果指控走在證據前面，甚至刻意利用投票前最後幾天，讓對手來不及澄清，那麼即使多年以後事實終於釐清，當初留下的印象也未必能夠收回。選舉結束了，人們還是要一起生活；而那些在選戰中被消耗掉的信任，也不會隨著票匭封箱而自動恢復。

這也許才是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武德。我可以全力擊敗你。但不能為了擊敗你，把我們共同站立的擂台也拆掉。

既然我們把選舉比喻成競技，除了場上的選手有沒有武德，還有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場比賽是不是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

台灣選舉長期受到各種「介選」因素干擾。傳統的賄選、地方勢力是一種，選舉賭盤也是一種。賭盤看似只是拿選舉輸贏下注，其實可能反過來影響選舉：賠率可以製造某個候選人領先或落後的印象，影響選民判斷，甚至產生棄保效應；下注者為了自己的金錢利益，也可能從旁觀者變成積極拉票者。到了網路時代，選舉賭盤甚至已經進入境外平台、虛擬貨幣與匿名交易的世界。它不再只是「賭一場比賽」，而可能變成影響比賽本身的工具。

對台灣而言，更不能忽略的是中國介選。它和候選人彼此攻防有本質上的不同：後者再激烈，基本上仍是民主制度內部的競爭；中國介選涉及的卻是境外政治力量企圖影響台灣選民的認知與選擇。其方式也早已不只是公開的政治喊話，而可能包括經濟或軍事壓力、資金與代理人、假訊息與社群操作，甚至利用封閉群組與演算法強化既有的同溫層。這一點又回到本文一開始談的信任問題：當選民逐漸無法判斷一則訊息究竟來自朋友、候選人、政黨，還是經過境外力量刻意設計與放大的內容，受到破壞的便不只是某個候選人的選情，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判斷資訊、相信彼此的能力。

如果說候選人造謠、抹黑，是競技者失去「武德」；賭盤操縱、境外勢力介選，就更接近有人在場外操縱比賽，甚至「打假球」。民主選舉的正當性不只來自最後正確地數完每一張選票，更來自選民在投下那一票之前，能夠在相對公平、不受脅迫與欺騙操弄的資訊環境中形成自己的判斷。因此，要求候選人守武德只是第一步；民主制度還必須守住擂台本身，不能讓任何人從場外改變比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