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俄烏和平協議　制度化保障還要實力當後盾

2025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於阿拉斯加州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峰會。這場峰會有紅地毯鋪展，戰略轟炸機呼嘯而過，整個場景帶有濃厚的政治戲劇性。外界普遍視這是川普任期內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演出，不僅攸關俄烏戰爭的未來，也牽動美國在歐洲乃至全球的戰略地位。

儘管雙方在會後都稱這場會晤「具有建設性」，卻未能達成任何形式的停火或政治諒解。川普在記者會上簡短表示：「we didn’t get there(我們還沒走到那一步)」、「there’s no deal until there’s a deal(沒有協議，直到真正達成協議)」。這些話語看似輕描淡寫，卻顯示出川普的基本邏輯：只有能被寫入協議並簽字的「大交易」才算數，其餘過程都是鋪墊。

峰會後不久，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發文，進一步點明：「結束俄烏戰爭的方式，應該是直接簽署和平協議，而不是僅僅停火。」接著在白宮迎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與歐洲領袖代表團的前夕，川普更直接在社群上攤牌，要求烏克蘭必須放棄克里米亞並承諾永不加入北約，才能換取和平。這幾乎等於將普丁的戰爭目標轉化為美國的談判框架。這樣的姿態，立即讓歐洲國家警覺，擔心即將舉行的白宮會議會淪為川普主導的「鴻門宴」。

要理解川普為何積極推動俄烏簽署和平協議，必須同時考慮三個層次。

第一、歷史定位與表演政治。

川普是一位極度在意歷史定位的總統。他不只一次暗示自己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能在任內結束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他將有機會被塑造成「和平締造者」。在他的思維裡，即便協議不完美，只要能舉行一場盛大的簽署儀式，他就能把故事包裝成「川普結束了戰爭」。這是一種典型的「表演政治」，形式與象徵甚至可能比協議內容更重要。

第二、國內政治：和平作為選舉武器。

自2022年以來，美國已投入數百億美元支援烏克蘭，社會逐漸出現「戰爭疲勞」。共和黨基層甚至長期批評「我們該守好美國邊境，而不是烏克蘭的邊境」。川普若能高舉「和平協議」的旗幟，便可回應這些選民情緒，同時將拜登與民主黨描繪為「戰爭製造者」，把自己定位為「戰爭終結者」。這種敘事對中間選民和黨內極右派都具吸引力。

第三、國際戰略：資源分配與秩序重塑。

川普意識到，長期戰爭不僅消耗美國資源，也延緩其在印太的佈局。若能以協議收場，他就能把美國戰略重心轉回亞太，同時確保美國在歐洲安全上的核心角色。更進一步，藉由在協議中給予普丁有限的戰果與安全保證，他還能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中俄聯結，減輕美國在歐洲與亞洲同時承受壓力的風險。

川普始終用商人的直覺看待國際政治。他相信，只要把籌碼擺上談判桌，總能換來一份「雙方都能勉強接受」的協議。這種想法其實與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與議價理論相契合：在無政府的體系中，秩序不是靠規範建立，而是來自權力配置與利益交換。

在他的藍圖中，俄羅斯能獲得安全邊界的承諾，烏克蘭則保留基本的主權象徵，而美國則扮演最終仲裁者，主持簽字並確保協議運行。這樣一來，他既能對外宣告「戰爭結束」、對內收割政治紅利，又能鞏固美國作為霸權的核心地位。這種設想正呼應霸權穩定理論：若霸權國不出面維持秩序，衝突失控反而會削弱它的地位。

至於川普為何沒有支持烏克蘭及歐盟「先停火再談判」的主張？其因為「停火」與「和平協議」有本質上的不同。雖然前者可能成為後者的前提，但簡單來說，停火是某種臨時性的安排，不能為川普帶來政治紅利，萬一破裂了，又有損川普威信；反而是涉及政治秩序安排的和平協議可以維持長期穩定，可以成就其「歷史定位」。

正因如此，歐洲領袖選擇集體隨行，陪同澤倫斯基前往白宮。隨行陣容堪稱豪華：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爾茨、英國首相施凱爾、義大利總理梅洛尼、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芬蘭總統史塔布，以及北約秘書長呂特全數到場。這是近年來罕見的歐洲重量級領袖大規模訪美。

他們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避免澤倫斯基在強大壓力下被迫接受不利協議；另一方面，向川普施加政治制衡。歐洲希望傳達的訊息很清楚：任何和平安排若沒有歐洲的參與，就不具正當性。這也是歐洲展現團結的一次集體外交行動。

儘管如此，談判的核心困境依舊無解。當川普公開要求烏克蘭「放棄克里米亞」與「永不加入北約」，這幾乎等於將普丁的條件轉化為美國的立場，使美國的調停角色失去中立性。對烏克蘭與歐洲而言，這不只是談判偏頗，更是對整個國際秩序的衝擊。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主權的傷痕。2014年俄羅斯趁烏克蘭政局動盪，迅速派兵佔領，並在不被國際承認的公投後宣布併吞。對基輔而言，這是不可接受的國土割讓；對莫斯科而言，克里米亞不僅是戰略要地，更是民族象徵。任何要求烏克蘭正式放棄克里米亞的協議，等同逼迫其承認俄羅斯侵略的合法性。

北約議題同樣敏感。烏克蘭長期追求加入北約，並將此寫入憲法。對基輔而言，這是唯一能保證國家安全的選項；但對莫斯科而言，北約東擴是最嚴重的安全威脅。當川普要求烏克蘭「永不加入北約」，這幾乎等於將俄羅斯的藉口合法化。

在這兩大零和矛盾下，任何「大交易」都難以同時滿足雙方需求。

川普另提出一項不同於過去的構想：讓烏克蘭在不加入北約的情況下，獲得「類北約第5條款」的安全保障。媒體報導普丁在阿拉斯加峰會中對此釋出模糊的同意。

這似乎提供一種折衷：既避免刺激俄羅斯，又能給烏克蘭某種程度的保障。然而，若缺乏具體執行機制，它可能淪為另一份布達佩斯備忘錄。1994年烏克蘭放棄核武，以換取美英俄的安全承諾，但當俄羅斯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時，這些承諾全數破產。

但更複雜的是，俄羅斯也立即要求「有效的安全保證」。莫斯科表示，如果烏克蘭能獲得保障，那俄羅斯同樣需要避免再度受到威脅。換言之，烏俄雙方都要制度化保障，卻缺乏互信基礎。這樣的對稱要求，形成「雙重壓力」，使設計變得更加困難。

歷史上許多和平協議都提供啟示。成功案例如《耶穌受難日協議》，能結束北愛爾蘭數十年的流血，依靠的是制度設計、國際監督與社會接受。另一個成功案例：1978年的《大衛營協議》。美國在其中扮演關鍵仲裁者，讓埃及與以色列透過制度化安排，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這顯示出，當外部大國願意提供持續保證，並在後續跟進落實，和平才可能轉化為可持續的秩序。

失敗案例則如以巴和談，雖然簽署多份文件，但因為核心爭議未解，加上以色列國內強硬派反對，協議一次又一次破裂。歷史上更早的《慕尼黑協定》更是大國以「和平」為名犧牲小國捷克，最終未能阻止二戰爆發。

同時，我們也看到俄烏戰爭的挑戰正在於：缺乏能被雙方同時信任的制度設計與監督機制。若僅止於「簽字」或「政治表演」，和平協議只是權宜的「大交易」，它更可能像以巴和談那樣不斷破局，而非像北愛和平那樣歷久彌新。

對台灣而言，從川普推動俄烏和平協議中，可以有下列的啟示：

第一、大國推動的和平，本質上是權力再分配

小國的利益往往淪為籌碼。台灣不能把命運寄託在他人手中。當大國追求「結構穩定」時，往往會犧牲小國的核心利益，這是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

第二、沒有籌碼就難以自保

烏克蘭的困境提醒台灣，若缺乏實力與外部支持，在談判桌上將無法維護自身利益。台灣必須持續強化軍事防衛、經濟韌性與社會抵抗意志，否則任何「和平談判」都可能淪為片面接受。

第三、制度化保障比口頭承諾更重要

布達佩斯備忘錄的失敗就是警鐘。台灣必須爭取可驗證的制度性安全安排，而不是依賴模糊的承諾。這不僅是軍事條約，也包括經濟、科技、能源等多層次的安全網絡。

川普的「和平協議」構想，融合個人歷史夢想、國內政治需求與霸權戰略考量。然而，只要俄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未解：克里米亞與北約的死結、雙方都要求制度化保障、民族情緒難以妥協，那麼這份協議就更像是一個政治願景，而不是立即可行的方案。

而對世界與台灣而言，這是一個嚴酷的提醒：和平不是領袖一句話，而是需要國家實力作後盾、國際保障來維持，並且得到民意支持的結果，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