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 Huang／聯合國資通訊辦公室顧問
在全球軍事格局迅速演化的當下，無人機的角色已不再僅限於偵察與輔助(或是單純的娛樂用途)，而是在多場衝突中逐步成為決定戰場節奏的主力兵種。從烏克蘭戰爭到加薩衝突，再到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納卡地區爭端，無人機的廣泛運用重塑了傳統戰爭邏輯，將戰術與技術的門檻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無人機並未取代現代戰爭中其他武器系統，但它所改變的，是時間與空間的控制權，以及情報與攻擊的回應速度，有機會幫小國在不對等格局中，取得戰略延伸的可能性。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與CSIS的統計，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的無人機使用規模成長超過20倍，僅2024年即出動超過200萬架次各型無人機，從低價的FPV機種到具備高精度感測的固定翼自殺機，其背後不僅是技術取得的容易性，更是資源有限下的戰術創新。例如，研究指出烏克蘭透過民間眾籌，建立起超過百家無人機生產工作坊，讓製造、測試、部署流程幾乎成為社會總動員的一部分，並藉由軟體協作平台整合戰場資訊與飛行任務。在如此有限資源下創造出高密度、高殺傷力的空中蜂群，這是傳統戰爭理論難以預測的現實。
美國國防部在2025財年針對無人系統編列超過101億美元預算，涵蓋無人機、無人地面載具與自動控制平台的整合與部署 。澳洲、新加坡與以色列也紛紛投入資源，建立本土研發團隊與模擬戰場測試場域。比利時國防部長更直接指出，無人機在戰爭中的角色就如同當年火藥對中世紀冷兵器的顛覆，並以此為由強化與烏克蘭、波蘭的軍工合作。據預估，全球無人機軍用市場在2025年將達到230億美元，而其中絕大多數的增長集中在中型戰術機與低成本打擊平台，並非過去那類動輒數千萬美元的戰略級產品。
在這樣的國際趨勢下，台灣也意識到無人機對島嶼防衛的重要性。自2022年啟動的「無人機國家隊」政策明定整合中科院、工研院、民間企業與學研體系，期望在2028年前實現年產18萬架各型無人機的產能。但實際進展卻顯示，政策的前瞻與執行之間存在明顯落差。根據《WIRED》2024年專訪資料，截至當年年中，台灣全國實際年產無人機數量尚未突破1萬架，其中多數集中在教育、民用與示範型機體，高階軍用載具的開發與部署仍處於測試與評估階段。而無人機供應鏈中關鍵元件，如高精度GPS模組、低延遲通訊系統與抗干擾演算法控制晶片，仍有30%至50%依賴國外供應，特別是來自美日與歐洲的硬體商或系統商。
政策部門雖然透過「海空戰力提升計畫」與特別預算推動部分研發進程，但至2025年仍未建立專責的無人系統指揮體系。現行機制下，三軍分別設置研發與操作單位，缺乏統一調度與資源共享，導致重複投資與功能重疊，甚至在測試環節中出現平台不相容、模擬戰術邏輯互斥的狀況。反觀烏克蘭在2024年成立的「無人系統司令部」，即以集中調配、統一戰術邏輯、標準化資料格式的方式，將偵察、打擊、情報蒐集與電子戰等無人機作業整合為單一作戰模組，並透過AI平台實現即時圖像比對與飛行軌跡最佳化，這種制度上的效率不亞於硬體創新本身。
在生產端，DronesVision、Thunder Tiger、GEOSAT 與工研院等本地業者皆已推出具實用性的無人機產品。其中中科院的「騰雲」與「銳鳶」系列逐步投入國防測試，Thunder Tiger 與瑞士 Auterion 合作的群控平台進入量產前評估階段，並已進行上百次自動導航測試。根據《TaiwanPlus》報導，該系統能同時指揮25架以上AI自律小型機體進行目標搜尋與自殺打擊，其概念模仿蜂群生態邏輯，透過大量廉價單位擾亂敵方防空系統與通訊節點。此類戰術背後關鍵是成本控制與可維持性：一架FPV打擊型無人機成本平均約落在新台幣3至6萬元之間，遠低於傳統飛彈或反艦武器。而自殺機的設計邏輯，亦非單一殺傷，而在於大量發射中的幾架命中就能造成戰術干擾與心理壓力。
不過，國內業者普遍面臨兩大瓶頸：一是量產與認證的落差，即使技術成熟，但在沒有明確的軍事採購標準下，難以形成長期訂單與穩定現金流。二是進入國際軍用市場的制度障礙，例如台灣目前無一間無人機製造商被納入美國國防部的「Blue UAS List」，也無法參與NATO認證採購流程，這直接限制了其外銷管道與技術合作機會。
要讓無人機真正成為台灣防衛的實質支柱，絕不能只靠戰術與製造，而是要從整體安全架構中重新定義其位置。不對稱防禦的核心概念在於：不正面對抗、不追求裝備對等，而是在資源受限下，用速度、機動性與智慧協同擾亂對手節奏，讓每一次入侵行動都遭遇成本升高與風險失控的挑戰。無人機群控戰術便是實踐這種理念的最佳手段。倘若能結合島內地形特性，發展山地偵察、城市游擊、防空滲透、海岸監控等多層級應用系統，無人機將不只是替代傳統兵力的工具，而是策略塑形的武器。
更長遠來看，政府與相關企業需加速建立國防無人系統戰略計畫，設立專責機構統籌三軍與工研、學術、產業之間的協作關係，並建立可驗證的採購標準與實戰模擬機制。技術面則應引導更多資金與人力投入自有晶片、抗干擾通訊協議與軟硬體整合模組。國際合作方面，台灣需尋求與(兔別是)美國，歐洲、以色列或日韓等民主盟國建立高層次技術交流關係，進入其武器系統供應鏈，而不只是自我封閉的製造孤島。
從烏克蘭平原到台灣島鏈，無人機的意義已不只是武器本身，而是代表一種小國在戰略現實中爭取主體性的方式。當我們正視無人機在全球安全體系中地位的變化時，便應意識到：這不只是科技競賽，也不只是軍事投資，而是國家治理與安全文化能否與時俱進的縮影。如果我們選擇忽視、拖延或片面發展，就可能在未來某個決策臨界點上，失去的不僅是一場作戰，而是戰略空間本身。在空域迅速變形的年代，誰能主動定義作戰邏輯，誰就能主動掌握和平的邊界，而台灣的選擇，此刻正式關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