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魁隆／軍法官、國防戰略研究者
近日，立法院審議《陸海空軍刑法》第24條修正草案，針對現役軍人「對敵人為效忠表示」增訂刑責。此舉在當前臺海情勢日益嚴峻、敵特滲透無孔不入的背景下，不僅是法律秩序的補強，更是國家安全意志的守護。面對「效忠表示」入罪化之議論，本文認為應從忠誠義務的法益本質、立法裁量之必要性及實務漏洞之填補出發，肯定其對現役軍人武德重塑與忠誠提升的正面意義。
論者或有疑慮「效忠表示」定義不明，恐違法律明確性原則。然則，法律規範應回歸社會常理與軍事紀律之核心。所謂「效忠」，本質上即是行為人主觀意志與外部行為結合之表徵，對敵方政權或勢力表達歸屬與忠誠。
以實務案例觀察，如手持敵對勢力國旗並宣誓、拍攝效忠影片等，其行為態樣清晰，社會通念亦能辨識其背離國家之意旨。此類行為已跨越言論自由之範疇，具備高度的可預見性（Foreseeability）與實質惡性。立法上採用「效忠表示」之文字，乃是基於防衛民主之必要，對軍人特殊身分義務的具體化，並未逾越法律明確性原則（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現代刑法雖強調法益保護原則（Principle of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但現役軍人身分特殊，其與國家間存在高度信任之職務關係。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即是「現役軍人對國家之忠誠義務」。
傳統論點或以「危險犯」視之，擔憂保護時點過度提前。然而，軍人忠誠義務不應僅被視為一種抽象的社會秩序，而是軍事安全存在的根基。當現役軍人實施對敵效忠行為時，其與國家之信任紐帶即刻斷裂，對國家忠誠義務之法益已產生實質且不可逆之侵害。就此觀之，對敵效忠罪本質上應視為「結果犯」，行為一旦完成，忠誠法益即告侵害，而非僅止於「危險」。將其定性為結果犯，能更精準反映軍事紀律受損的現實。
刑法之立法模式（選擇結果犯或危險犯），固屬立法裁量自由之範疇。然，在臺海情勢兵兇戰危、敵方滲透破壞頻傳的今日，法律不應只是事後的追懲，更應具備強大的嚇阻力。
近日海軍陸戰隊陳姓中士受對岸吸收，手持五星旗拍攝效忠影片並獲取報酬，終遭國家安全法等罪起訴。然試想，若行為人未收受對價，或其行為尚未達洩漏機密之程度，僅是單純拍攝效忠影片並向敵示好，依現行法規恐陷於「無罪可罰」之法律真空。本條修正草案之訂定，正是為了填補此類立法不足，確保無論有無對價，只要涉及「對敵效忠」，法律皆不容許。這種立法選擇，提供了現役軍人明確的紅線，有效遏止敵特攻之滲透。
面對背叛國家的行為，若無刑罰之強制力介入，恐難以彰顯國家守護忠誠之決心。增訂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乃是針對損害國家法益之行為所為之必要回應。
刑法之最後手段性，並非指法律必須等到國家安全崩塌後才發動，而是在其他手段不足以守護核心價值時，果斷介入。透過修法，不僅能填補現行法制之漏洞，更能賦予軍人明確的價值導引，重塑軍人武德，讓忠誠不再僅是內心的自我約束，而是法律守護的鋼鐵紀律。
國家安全不可退讓，忠誠義務不容質疑。在自由民主的法治社會中，法律是保護民主的武器。唯有建立在精確、具備實質威懾力且能填補漏洞的刑事立法之上，方能有效遏制敵人對我國家安全的蠶食。陸海空軍刑法第24條修正草案的訂定，是時代的必要，更是守護臺海和平、鞏固國防基石的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