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進入2026年，美中貿易關係已不再停留在關稅拉鋸的階段，而是完成結構性分流。美國以國家安全為核心，全面重塑供應鏈與貿易規則，232條款從過去被視為臨時性工具，正式轉化為區分盟友與競爭對象的制度門檻。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被納入232條款的最惠國待遇架構，這不只是單一產業的優惠，而是台灣在新貿易秩序中取得制度性定位的關鍵節點。
232條款的本質，從來不是單純的關稅措施，而是以國家安全為名，重新界定誰能被視為可信供應夥伴。2026年的美國，已清楚表態不再以全面自由貿易作為目標，而是優先確保關鍵產業與戰略物資掌握在可信陣營之中。鋼鐵、鋁、半導體、先進製造與能源設備，全數被納入安全審視範圍。能夠取得最惠國待遇，代表在美國的戰略計算中，該國被視為風險可控、制度相容、政治立場一致的合作對象。
台灣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被納入友岸名單，並非偶然結果。半導體供應鏈的不可取代性，是其中最明確的因素。台灣長期維持高度透明的產業治理、法治環境與技術可信度，讓美國在重新配置全球製造體系時，願意將關鍵節點交付給台灣。這項安排，等同將台灣正式區隔於中國供應鏈之外，使台灣在制度上被視為不同類型的經濟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232條款的最惠國待遇，並不是無條件的禮遇，而是一張需要持續維護的入場券。美國透過制度設計，將貿易、投資、國防與產業政策緊密綁定。台灣之所以能取得這個位置，來自於長期在安全合作、供應鏈韌性與價值立場上的累積選擇。這也意味未來若出現政策搖擺或對外訊號混亂，這張入場券並非不會被重新檢視。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台灣內部仍出現唱舊調的聲音，將232條款解讀為美國對台施壓，或試圖以過去自由貿易時代的框架，批評台灣「過度傾向美國」。這類論述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自由貿易秩序早已解體，美中之間也不存在回到原點的空間。繼續以舊時代的語言評價新制度，只會讓台灣錯失理解局勢與調整策略的時機。
2026年的美中貿易新局，已不再是誰關稅比較低的問題，而是誰被納入安全體系、誰被排除在外的選邊結構。中國面對232條款，承受的是長期性、制度化的限制，而非短期談判籌碼。相較之下，台灣能夠以最惠國待遇身分進入美國市場，本身就代表台灣不被視為風險來源，而是安全體系的一環。
這樣的定位，對台灣產業與國家戰略都具有深遠影響。半導體、精密製造與高階零組件，將持續成為台灣與盟友合作的核心。政策重點不再是如何討好市場，而是如何證明自身仍是可信、穩定、可預期的合作夥伴。這也是為何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制度信任已經比成本優勢更為關鍵。
總結來看，232條款最惠國待遇並非施壓結果，而是台灣在新秩序中被確認的制度位置。面對已完成換軌的國際現實，在野黨若仍停留在過去的對抗式論述，只會模糊社會對局勢的理解。台灣當前真正需要的，不是懷疑這張入場券的價值，而是思考如何在已進場的前提下，走得更穩、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