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資深記者
拖延許久的軍購特別預算條例上周五付委，行政院兩個在野黨版本一併審查。但國民黨「3800億+N」的版本，可以看到一個錯亂和矛盾的政策內核：一方面，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代表的一派長期放送「美國不可靠」、「台灣安全不能依靠美國」的疑美論；但提出的軍購政策，卻又把台灣軍備所有的雞蛋都放在「美國軍售」這同一個籃子裡。
國民黨— 或者廣泛稱「反對黨版」— 與行政院版最大的差異之一，就是排除原本院版中的「強化作戰持續量能相關裝備」和「台美共同研發系統、裝備」兩部分。國民黨的理由是不願意讓行政部門有一張「空白支票」，因此只放行對美採購的確定項目，例如M-109A7自走砲、海馬士火箭等。
這樣的政策思維，首先斬斷的是軍購支出的投資性和未來性。政府在國防軍購上花錢，性質有兩種：付一筆錢給美國，買來一批火砲和若干年的維修保養料件，這是純消費，對國內的經濟效益幾乎為零。
另一種則是投資。如果政府投資一項由中科院、台船、漢翔或者其它民間廠商與美國軍工企業合作，共同開發新技術或者新產品的計畫。台灣得到了人員就業、技術升級甚至一部或全部的生產線。它可以創造經濟進一步成長。台灣有識之士多年來不斷倡議，軍購預算應該由消費性的對外採購轉向對本土軍工的投資，但國民黨版《國防特別條例》如果通過，將把軍購預算的投資效益完全歸零。
即令最現實地談「選票利益」。1992年美國老布希總統宣布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機，滿足了台灣渴求了十多年的二代戰機需求。放行F-16的原因很多，對美國的效益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項就是刺激F-16產地，也是布希家族政治根據地德州的經濟和就業。同樣的，國民黨的地方諸候盧秀燕、江啟臣或者柯志恩，都不覺得漢翔或台船的訂單對當地經濟有幫助嗎？或者以軍工發展帶動地方經濟，根本不在國民黨人的政策思維裡？
當然，國民黨立委徐巧芯對此曾經解釋：對美國採購列入特別條例，對台灣內部採購回歸一般公務預算。
看到這個說明，第一個問題是：現在已經是2026年3月上旬，2026年度預算，國民黨有打算要付委審查了嗎？
即使不談政治攻防，單就預算編列原理來看，這種以「來源地」區分預算的思維也很荒唐。因為一項武器裝備的零部件會有不同來源，以海鯤艦為例，電子作戰系統和魚雷是美國製造，零部件約百分之六十五的項目是台灣自製，其它則從第三國取得。如果按照國民黨的政策，海鯤艦會變這樣：
對美軍購項目：同意放行
本土製造項目：列入一般預算，目前不斷被杯葛退回。
第三國商售項目：「弊案」重重，必須斬斷。
當然，國造潛艦並不在《國防特別條例》的規範裡，但未來只要台灣要自行或與他國合作研發先進裝備，必定就會碰到這種多國來源的問題。而國民黨這種以來源地區分的政策，結果將是「一部卡住全部」，自主研發什麼都做不成。
為什麼要強調自行研發？恰恰因為國際政治總是跟隨現實主義的腳步，能有大國可依靠固然好，但大國也有政策轉彎的風險。遠的例子，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就是最慘痛的教訓。這是台灣政壇「疑美論」的起始點，坦白說並非全無道理。但「疑美論」的正解，應該是建立台灣自己研製軍武裝備的能力，而且趁著與美國關係好的時機，最大程度發展各種合作，儘量取得技術研發和轉移。讓即使在國際政治風向不利的情況下，台灣依然保有嚇阻中國發動戰爭的實力。
這就是國民黨版《國防特別條例》最大的矛盾：一方面，國民黨相當一部分政客不斷放送「美國不一定可靠」、「台灣安全不能依靠美國」的疑美論述；但在實際審查軍購預算時，又斬斷「商售」，阻撓「國造」，最後的結果就是把台灣的軍備來源唯一鎖在「美國軍購」的管道裡。
就政黨體質和發展歷史來看，國防事務原本應該是國民黨強項。但一個《國防特別條例》的版本竟然這樣千瘡百孔。例如裝備遲交，就覺得該訂條文把官員送監察院究責，但軍售案（FMS）的本質是雇請美國官員代辦軍購，美國廠商延遲，隔著美國官員，台灣官方能使多少力呢？其實要嚇阻延遲交貨，正辦是改走商售（DCS）途徑，在商售合約中加入延遲交貨的罰則。但國民黨認為商售是「弊端叢生」，必須斬除的管道。
這各種自我矛盾，見不到專業成份的「政策」，追究根源，是擬訂政策或法律時缺乏國防政策的整體感，只是抓著一、兩個話題做相罵本。這是近年國民黨陣營裡除了極少數立委、專家外，談國防事務的沉痾頑疾。能不能、會不會有所改變？坦白說，在鄭麗文團隊的領導下，不惡化就已經萬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