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康專案」──台灣情報界的黃金時期

中國當局在一月突然宣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以及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遭到調查，此一消息引起各方關注，不少觀察家認為這是習近平和解放軍之間分歧的檯面化，未來解放軍還會面臨更多更劇烈的整肅。

而在各方關注習近平的整肅對解放軍的影響時，若干人士則從情報角度看待此一事件，認為是台灣情報界拉攏、甚至招募解放軍將領的機會，有學者倡言「解放軍內部動盪人心浮動，每個將官都人人自危，此時反而是策反解放軍與發展人因情報戰的好時機」云云，認為現在正是像當年「少康專案」那樣爭取吸收解放軍將領合作的有利時機。

回顧當年，在中國改革開放、六四天安門事件帶來的劇烈改變，衝擊著包括解放軍在內的中國黨政軍體制，在物質、意識形態等層面上都出現動搖，展現出國際情報界所列舉的「MICE」(「金錢」(Money)、「意識形態」(Ideology)、「妥協」(Compromise)、「自我」(Ego))的機遇，給予台灣情報界，特別是負責諜員情報(HUMINT)的軍情局莫大的機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環境之下，讓軍情局成功招募到「少康一號」邵正宗和「少康二號」劉連昆兩位解放軍將校，並且透過他們提供的情報，成功因應1996年台海危機。

直到日後邵正宗和劉連昆相繼失事被捕、兩岸局勢消長等因素影響，讓台灣情報界對中情蒐，特別是諜員情報走入低谷迄今。

到了今日習近平時期，隨著他收緊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以及對解放軍施以前所未見的無情整肅，對於台灣在內的國際情報界而言，的確存在著有利的機會。

筆者曾為文〈習近平面臨統治困境　正是台灣情報單位的機會〉、〈離間習近平跟他的將軍們是最佳的保台策略〉，就當前習近平體制是否存在台灣情報界開展行動，甚至吸收體制內協力者的可能性表達個人的看法。

那麼，單就目前台灣方面來看，是否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了呢？筆者就下列幾個層面進行檢視：

近期美國中情局接連釋出多部針對中共黨政軍人士的招募宣傳片，外界對於此舉看法不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情局在開拓對中諜員情報的動作相當積極，那麼反觀台灣情報界做好準備了嗎？

比如說，是否在宣傳上做出足以打動中共體制內人士的相關文宣？是否為開展情戰作為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如何克服中國數位監控體系對台灣情戰作為的阻礙？

前述問題只是當前對中諜員情報所面臨的一部分問題，但是如果要重新恢復對中諜員情報行動(也就是「基幹赴陸」，派遣現職情報人員進入中國內部蒐集情報)，這些都是相關單位不容迴避的問題。

除了情報界的問題之外，今日的主政者和國安團隊對於情報界是否投入足夠的重視，如挹注軍情局、電展室等單位充裕的經費，以及針對情報界進行相應的改革，這些問題都有待主政者和國安團隊提出解方。

不僅是主政者和國安團隊，執政黨方面今日對於情報事務討論的廣度深度都不如1990年代、2000年代，反而深陷在「認知作戰」的政治口水戰的泥淖中，相較於日本執政的自民黨、維新會在情報改革的積極論述，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同樣的，在野黨陣營也有存在著忽視、迴避情報事務的問題，朝野政黨未能正視情報的重要性，使得情報界未能得到必要的支持和改革推力。

從「少康專案」的經驗中，解放軍將校和軍情局合作的動機除了金錢的因素之外，對於中共體制的質疑，尤其是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反感，也讓他們對台灣作為「華人民主燈塔」產生期待，意識形態成為驅動他們選擇背離中共體制的主要動機，這點在劉連昆少將的案例上特別明顯。

而隨著台灣本土化的潮流，讓劉連昆對於繼續和軍情局合作產生質疑，甚至認為這是在「幫助台獨」，這種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也成為往後台灣情報單位在中國發展諜員情報的重大障礙。

到了今日，台灣政治的偏執、黨同伐異、政治獵巫等政治極化現象，以及欠缺有效的對中政治策略爭取中共體制內外人士，是否能夠增進中共體制內外的人士和台灣情報界合作的意願，是一個值得正視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前述問題，台灣情報界只能坐視這些潛在的合作對象轉往跟更有吸引力的國際情報單位合作，而錯失這些機遇。

有鑑於此，筆者不揣冒昧提出數點個人看法作拋磚引玉：

一、台灣情報界要做好對中諜員情報的準備，無論是透過招募影片等宣傳策略、思考如何破解中國數位監控體系對情報行動的箝制、針對目前對習近平體制最為離心的群體(如解放軍將校)進行反向認知作戰等，都該積極檢討，做為未來開展行動的鋪墊。

二、朝野政黨要積極重視情報事務，除了給予情報界必要的支持和資金之外，更該督促情報界作相應的改革，讓情報界更有效率、更靈活的從事對中諜員情報。

三、台灣主政者和國安團隊要思考如何爭取中共體制內外人士合作，無論是政治策略、改善當前政治氛圍等等，建構出讓中共體制內外人士認為能與之合作的氛圍和環境，烏俄戰爭和以伊戰爭等衝突中，烏克蘭和以色列針對敵方政治策略的經驗值得參考。

四、爭取美國、日本、澳洲等國家的情報合作，不僅是前述國家擁有大量中國社群和旅遊人潮，是發展對中諜員情報行動的最佳跳板，而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受限語言、文化等隔閡不易打入其中，這是台灣爭取相關國家共同進行對中諜員情報行動的良機，英國MI6、以色列莫薩德、美國中情局於2007年共同行動協助為英國MI6提供情報的伊朗革命衛隊將領阿斯卡里(Ali-Reza Asgari)和他的家屬逃離伊朗向西方投誠，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佳例。

今日的中國，特別是飽受習近平猜忌、整肅的解放軍將領們，讓包括台灣情報界在內的國際情報界看到發展協力者的難得機會。

而台灣情報界能否把握住這個機會，再創「少康專案」的黃金時期，有賴於情報界主事者、主政者和國安團隊、朝野各界的重視和通力合作，為台灣情報界再創新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