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論節目變成「吃播秀」與「怒嗆的展演」

為何放眼現今的網路與電視媒體，「吃」與「怒」會在政論節目中成為主調？ 這一方面源自媒體的生存焦慮。面對數位衝擊與廣告流失，許多節目製作單位被迫迎合「可分享」、「可剪輯」、「可製造話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民社會對於公共討論的疲乏與幻滅。當人們對制度改革失去信心，對政治人物缺乏期待，嘲諷與消遣政治本身就成為一種心理出口。在這種情境下，政論節目的吃播化與情緒化，不只是一種內容策略，更是一種社會心理的映照。

近年來，台灣政論節目出現一種愈來愈明顯的「吃播化」與「怒嗆的展演」現象。 特別是在網路頻道上，主持人或來賓一邊談論政治時事，一邊大方地吃著地方小吃、介紹美食、甚至做起了現場試吃。有節目甚至讓來賓帶便當上場，邊吃邊講，彷彿公共討論不再是知識與論述的競技場，而是「吃吃看、罵罵看」的綜藝場景。此現象不僅荒謬，更值得警惕，因為它正揭示了台灣公共論述場域的幾項嚴重病灶：娛樂凌駕專業、情緒取代理性，以及平台導向的內容墮落。

為何放眼現今的網路與電視媒體，「吃」與「怒」會在政論節目中成為主調？ 這一方面源自媒體的生存焦慮。面對數位衝擊與廣告流失，許多節目製作單位被迫迎合「可分享」、「可剪輯」、「可製造話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民社會對於公共討論的疲乏與幻滅。當人們對制度改革失去信心，對政治人物缺乏期待，嘲諷與消遣政治本身就成為一種心理出口。在這種情境下，政論節目的吃播化與情緒化，不只是一種內容策略，更是一種社會心理的映照。

近年來，台灣政論節目出現一種愈來愈明顯的「吃播化」與「怒嗆的展演」現象。 特別是在網路頻道上，主持人或來賓一邊談論政治時事，一邊大方地吃著地方小吃、介紹美食、甚至做起了現場試吃。有節目甚至讓來賓帶便當上場，邊吃邊講，彷彿公共討論不再是知識與論述的競技場，而是「吃吃看、罵罵看」的綜藝場景。此現象不僅荒謬，更值得警惕，因為它正揭示了台灣公共論述場域的幾項嚴重病灶：娛樂凌駕專業、情緒取代理性，以及平台導向的內容墮落。

當年李濤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一般認為是台灣政論節目的開山之作，開創了觀眾現場call-in、民眾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先河，帶動了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台灣電視政論風潮。該節目雖然宣稱內容強調議題設定與理性辯論，主持人扮演引導與平衡多方觀點的角色，然而該節目在運作期間也曾面臨多項批評與爭議。

例如：雖然主持人李濤自稱要「當個永遠的反對派」，但輿論普遍認為節目政治立場偏向泛藍陣營。2005年，節目揭露民進黨高雄捷運弊案，引發泛綠人士質疑TVBS具有中資背景，並試圖影響當年選舉。行政院新聞局因此對TVBS處以罰鍰，並要求改正。雖然TVBS最終上訴成功，但此事件凸顯了媒體中立性與政治干預的爭議。

2013年3月，節目討論那一年舉辦的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簡稱WBC）賽後台灣球員返台交通問題，僅引用棒球協會的說法，未涵蓋球員或中華職棒工作人員的觀點。 而且當觀眾傅達仁來電質疑協會責任後，節目似乎屏蔽了後續觀眾的call-in，引發觀眾對節目公正性的質疑。

2013年，《2100全民開講》節目收視率下滑，於2013年12月20日停播，總共播出19年141天。

儘管《2100全民開講》在推動公共議題討論方面具有開創性，但上述批評反映出節目在操作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爭議。這些問題也促使台灣媒體界進一步思考政論節目的定位與責任。

然而，隨著媒體市場競爭加劇、政黨對立升高，以及社群媒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政論節目逐漸轉向強調即時感官刺激與對立衝突，用以吸引收視率與點閱率。現今的政論節目多採固定陣營來賓、話語風格趨向煽動性與標籤化，節目本質從「全民開講」走向「陣營對打」，公共討論的深度與多元性也因此更江河日下。整體而言，台灣政論節目的發展是一部媒體商業化與政治極化交織的歷程，台灣閱聽人引頸企盼的優質政論節目，始終付之闕如。

政論節目本應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監督權力、解析政策，另一方面提供公民討論與思辨的平台。然而當節目設計者開始相信「觀眾要看的是八卦與爆點，而非知識與邏輯」時，節目的重心便從「辯論公共事務」轉向「吸引注意力」。 吃播畫面之所以受歡迎，正是因為它提供了視覺與情緒的即時刺激；觀眾可以一邊被食物吸引，一邊看來賓互嗆，娛樂值瞬間上升。只是，代價是公共討論的質地急劇劣化，政論節目從「知識與論述的戰場」淪為「感官秀場」。

情緒操作是這類節目的第二重問題。當主持人語氣越來越激昂、來賓間火藥味濃厚、意見不同就爆粗口或嘲諷，節目的重點已不在於論點之優劣，而在於誰的氣勢壓倒誰。這樣的內容設計符合演算法邏輯——情緒越激烈、衝突越強烈，觀眾的停留時間越長、分享次數越多，平台也會給予更高的曝光。於是，原本應該靠證據與邏輯說服觀眾的政治評論，反而成了煽動怒火與嘲笑對手的技術表演。

為何「吃」與「怒」會在政論節目中成為主調？ 如前所述，這一方面源自媒體的生存焦慮。面對數位衝擊與廣告流失，許多節目製作單位被迫迎合「可分享」、「可剪輯」、「可製造話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民社會對於公共討論的疲乏與幻滅。當人們對制度改革失去信心，對政治人物缺乏期待，嘲諷與消遣政治本身就成為一種心理出口。在這種情境下，政論節目的吃播化與情緒化，不只是一種內容策略，更是一種社會心理的映照。

但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節目型態成為「政論節目」的主流，將付出極高的代價。首先，它會進一步侵蝕新聞專業與公共信任。當政治評論變成表演藝術，觀眾將難以區辨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戲碼，久而久之，不論媒體報導什麼、說明什麼，觀眾都不再相信。其次，它使公民社會變得扁平且偏頗。觀眾若總是透過「嘲諷立場對立者」「簡化複雜議題」的方式接收政治訊息，公民將喪失對制度運作的理解能力，也無法培養出具備判斷力的公共理性。

我們應該要求更多：一個負責任的政論節目，應該讓觀眾在熱鬧中仍可思考，在不同觀點中仍保持尊重與好奇心。它不該只是資訊的載體，更應該是公民對話的起點。無論它在電視上、YouTube上，或Podcast裡，都不應放棄對事實的堅持與對閱聽人公共理性涵養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