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外交警訊──從巴西代表的辱台言論到丹麥的矮化風波

巴西駐台代表桑路易（Luís Cláudio Villafañe Gomes Santos）日前接受《上報》專訪時表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引發國內強烈反彈。從訪談的脈絡看來，這位資深外交官在台近兩年的任內，顯然累積了相當程度的不滿。一方面，台巴雙邊貿易未見明顯突破；另一方面，巴西牛肉與禽肉過去十年持續試圖打入台灣市場，卻屢屢卡在檢疫、審查與行政程序等關卡。作為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國，巴西高度仰賴海外市場消化畜產品供給。如今中國採取防衛措施、限制巴西牛肉進口，巴西更積極尋求東亞市場准入。越南已核准，韓國與日本也展開前置作業，相較之下，台灣政府遲遲不願批准，被桑路易視為不友善訊號是可以想像的。

若從這個角度理解，桑路易此次口出惡言，未必全然沒有現實背景。這番話究竟出於對台灣市場始終未能打開的不滿，還是夾帶對北京表態的意味，外界無從證實，也不宜過度推論。不過，有一點很清楚：無論背後有多少經貿盤算，都不能構成其發言的正當性。經貿議題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固然常被用來服務更高層次的外交與戰略目的；但一位駐台代表竟如此直接地藉經貿摩擦碰觸台灣主權定位，仍屬明顯失格。台灣可以理解他面對業績壓力與市場困境時的焦躁，卻不能接受他以否定台灣主體性的方式施壓。這條底線，不能退讓。

對台不友善的訊號也出現在韓國與丹麥。先前韓國電子入境系統曾將台灣標示為「China (Taiwan)」，引發台灣抗議與反制；不過韓方本月已調整系統，移除相關標示。丹麥的情況則更嚴重。丹麥主管機關在官方說明中明確規定，台灣人出生地登記為「Taiwan」，國籍則登記為「China」，且適用於居留證與相關文件。這已不是技術性誤植，而是行政實務上對台灣身分的制度性矮化。

問題也正在此。歐洲議會早在 2024年10月便以432票多數通過決議，明確指出聯大第2758號決議並不處理台灣地位，並反對中國藉扭曲該決議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份決議雖不具直接拘束會員國的法律效力，卻清楚揭示了歐盟立法機構對台灣問題的最新理解與政策方向。歐洲議會已在政治上挑戰北京對2758號決議的壟斷詮釋；歐盟執委會與馮德萊恩本人，則仍停留在「一中政策」與「反對片面改變現狀」的傳統框架內。從這個角度看，丹麥至今仍將台灣人民國籍標為「中國」，顯然沒有呼應歐洲議會決議的精神，反而在行政實務上逆勢而行。

若說韓國案例反映的是一種仍可透過交涉修正的行政處理，丹麥案例所暴露的，則更接近已被制度化、政策化的對台降格處置。台灣外交部今年3月已公開譴責丹麥，4月更進一步取消部分丹麥駐台代表的特權與禮遇，顯示此事已不再只是單純行政爭議，而是涉及尊嚴、互惠與政治底線的外交問題。政策從來不是不能改。韓國改了，丹麥不改，這已足以說明：丹麥的問題不在技術，而在政治。至於這種政治意志究竟出於對中靠攏、對美保留，或只是延續其一中政策的保守詮釋，則仍需更多證據區分。

從當前國際格局變遷角度出發，桑路易的辱台言論與丹麥費德利克遜(Mette Frederiksen)政府的抑台作為實不宜等閒視之。

然而，真正值得警覺的，恐怕還不只是個別國家或外交官對台灣釋出的不友善訊號，而是這些訊號之所以接連出現，其背後所對應的國際結構條件，正在朝對台灣更不利的方向移動。川普重返白宮後，美國對外政策最顯著的問題，已不只是強硬，而是這種強硬愈來愈缺乏可以說服盟友、穩定夥伴與號召國際社會的政治正當性。過去美國之所以能在全球維持領導地位，靠的從來不只是軍事實力與制裁工具，也包括制度可信度、價值敘事、外交節制，以及讓盟友相信華府仍願意為共同秩序承擔成本的能力。如今這幾項資產卻正在同步流失。從對盟邦的羞辱式施壓、對國際規範的選擇性援引，到對宗教、價值與領袖人格議題的粗暴介入，美國所耗損的並不只是形象，而是其作為自由世界核心支柱的可預測性。當一個霸權國家愈來愈像只剩大棒、卻缺乏說服、協調與凝聚能力的權力中心時，各國在避險（hedging）策略的考量下，自然更傾向於在中美之間維持更大的操作彈性，也更不願在台灣議題上主動承擔與北京正面衝撞的額外成本。這也正是台灣當前必須正視的現實。今日部分國家對台灣地位的否定處理方式，固然有可視為常數項的中國壓力的因素，但同樣來自對美國在國際社會領導力衰退的重新估計。

格陵蘭事件與伊朗戰爭，更進一步加速了這種趨勢。川普對格陵蘭的持續施壓，已使丹麥與相關北約盟友高度警覺，並對美歐互信構成實質損害。與此同時，美國在伊朗戰事中的單邊主義傾向，也讓歐洲國家再度看到，華府可以在未經充分協調的情況下，將盟友一併拖入自己設定的戰略節奏之中，卻把後續成本留給歐洲承擔。這些成本並不抽象。首先，荷莫茲海峽遭封鎖後，全球約兩成海運原油與液化天然氣運輸受到衝擊，歐洲必須直接面對能源價格波動、供應風險升高與航運保險成本上升的壓力。其次，川普政府在戰事升高後，要求歐洲盟友在數日內對荷莫茲海峽安全提出具體承諾，等於要歐洲在缺乏充分政治共識與明確授權的條件下，承擔額外的軍事與後勤責任。對歐洲而言，這類要求清楚顯示，在美國強硬態度的底下，絲毫沒有把盟友的安全、能源與經濟顧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近期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與川普之間的齟齬，更把這條裂痕公開化。川普先因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批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而公開抨擊教宗「軟弱」、「對外交政策很糟」；其間又貼出帶有耶穌意象的 AI 圖像，引發義大利政界與天主教界反彈。其後，梅洛尼公開表態力挺教宗，並表示：「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宗教領袖必須說政治人物想聽的話的社會。」再往後，川普在接受《晚郵報》訪問時轉而批評梅洛尼在伊朗與荷莫茲海峽問題上「缺乏勇氣」，還說自己對她「感到震驚」，甚至指稱她對伊朗核威脅近乎漠然。這些話一出，美義摩擦迅速升高。

與此同時，川普對盟友的不滿也已外溢至亞洲。四月上旬，他在記者會與會晤北約秘書長時，先後點名日本、韓國、澳洲及多個北約盟邦，指責它們在伊朗戰事與荷莫茲海峽問題上「沒有幫助美國」，甚至抱怨部分盟友拒絕提供空域准入或海軍支援，並再度以「紙老虎」形容北約。對日本而言，這類施壓格外刺耳，因為川普同時強調美軍長年駐日保護其安全，暗示東京理應回報華府在中東的軍事行動。這一連串發言已清楚顯示美國與盟邦之間的裂痕正在擴大，爭議也從政策歧見延伸到信任、尊嚴與領導風格。當華府持續製造戰略摩擦時，各國政府在對中政策上採取更交易化、更保守的姿態，也就更可預期。這不表示歐洲與亞洲盟友正在全面倒向北京，卻足以說明，北京更容易把自己包裝成較穩定、較可預測、較願意維持秩序的替代性對話者。國際聲望的天秤如導向北京，絕非台北所樂見。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近年的外交風格轉向才格外值得注意。面對伊朗戰爭，北京並未為德黑蘭投入高成本支持，而是維持有限聲援、保留迴旋空間，同時伺機強化自己作為調停者、旁觀者與秩序倡議者的國際形象。這種作法與過去「戰狼外交」高調施壓的模式已有明顯差別。對日本等高度敏感議題，北京仍會保留強硬語言；但在更廣泛的全球政治舞台上，它更傾向利用美國失分的時刻，去爭取原本對中國有所保留的國家。

川普正在加速耗損美國作為盟主的可信度或許將直接影響其它國家對台的態度。過去在台灣問題上向北京讓步，往往還要顧慮美國壓力、盟友觀感與國內輿論；如今這些成本雖未消失，卻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足以形成明確而沉重的約束。這種外溢效果，很可能反映在賴清德總統此次出訪史瓦帝尼採取直飛、不過境第三地的安排上。這未必代表哪一個國家已正式對賴總統關上大門。對某些國家而言，是否為台灣總統提供中轉或停留安排，雖說一直是一場圍繞對中關係、美方反應與自身風險的政治算計；然而，北京因素在這場算計中的權重似乎正在明顯上升，這樣的變化，才是台灣真正不能低估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