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聰智／退休環工技師
在談論台灣未來時，常會遇到兩個深刻的命題：其一是「文化與文明的内涵有區隔嗎?」，其二是「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優先順序」。
對堅持「純潔性」的知識分子來說，台灣認同往往帶有一種神聖、不可妥協的「悲情遺緒」。的確，中國威脅是真實的；歷史傷痕是真實的；台灣人的焦慮也並非憑空而來。然而，站在2026年這個時點，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風險：如果認同只剩下一種潔癖，它是否能支撐起一個國家的續存？
認同不是「發現」的，而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我們必須意識到，台灣認同並非一種天生存在、會自然發生的「天賦」，而是一項「社會工程」。過去，我們依賴歷史的悲情來喚醒民族自覺，但在今日，若只坚持「非我族類」的排他性，則可能成為社會分裂的催化劑。
中國的戰略是「老謀深算」的。他們在等待美、俄犯錯，同樣也在等待台灣犯錯。而台灣最大的錯誤，莫過於內部族群因理念的「潔癖」而急速惡化、陷入內耗。當我們忙著在內部辨別「誰才是純正」時，中間選民對內耗的厭惡，正給了對手不費吹灰之力、將台灣拉回「一中框架」的機會。
文化的內核往往涉及血緣與傳統，但「文明」則關乎制度與生活方式。台灣的優勢不在於與中國爭奪誰的「漢文化」更道統，而在於我們已演化出一種「海洋混血」的文明內涵,多元、活潑、人民是主人。這種文明體現在我們如何解決問題、如何尊重差異。因此，建立台灣認同的當務之急，是用「這是一项社會工程的思維」代替「絕對教條式的思維」。認同不應該是一句測試忠誠的口號，而是一份讓不同背景的人都能追求「共好」的邀請函。
其實市政是「共好」的展示場，在這裡，不管你是何種出身，大家面對的是不可逃避的共同生活現實，城市治理必須解決有關水、空氣、廢棄物、交通、治安、災害、居住品質、社會公義和永續發展的所有問題，城市的成敗，看得見、摸得到、也可檢驗，城市生活迫使不同立場的人共同承擔後果，在城市裡，你可以不同意彼此的歷史敘事，卻仍必須一起讓城市運作。
市政討論，或許缺乏宏大敘事。但事實證明，城市不是抽象理念的戰場，而是共存能力的考場。以高雄的轉型為例，當市民共同透過科學與理性完成愛河污染整治、推動產業轉型時，我們是在具體地建構一種「文明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不同族群學會了相互包容，這種因「共求共好」而產生的集體意志，才是對抗外部併吞最堅固的盾牌。如果我們能讓中間搖擺者感受到，台灣的文明制度與生活方式是值得捍衛的，那麼這種認同就會產生強大的韌性。
最近有海外的本土知識分子發起「新啟蒙運動」，試圖用科學文明重新定義台灣。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覺醒，但也必須警惕，莫讓「悲情的排他」殘留，再次把潛在的盟友推向對立面。所以，與其追求一個毫無瑕疵的純淨認同，不如追求一個能容納多元、共創共好的集體意志。對抗強權佈設的陷阱,，就是不掉進它設定的「內部分裂」預言裡。
理性對待歷史，務實對待現狀，用「文明的進程」代替「血緣的糾葛」。一個成熟的共同體，是能讓背負不同歷史的人，仍願意一起守護下一代的未來。台灣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單一而純淨的認同，而是一個文明：讓彼此即便带著不同記憶，仍願意共同生活、共同承擔、共同前行，這才是台灣認同真正能永續存在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