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回顧中國資訊管控體系的發展歷程指出，1996年中國推動網際網路建設時，便發布《電腦資訊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建立俗稱「防火長城」的網路管制機制，透過封鎖境外網站、限制IP存取等措施，控制境內民眾接觸外部資訊。
2003年，中共進一步推動「金盾工程」，建立全國公安資訊化系統，逐步整合公安、國安及宣傳等部門的監控資源，並將電話紀錄、監視器影像、智慧卡等個人資料納入管理範圍，建立日後大規模監控體系的基礎。
報告指出，2004年成都率先推動「天網工程」後，公安部隔年即推廣城市監控建設，也就是俗稱的「3111工程」，在省、市、縣三級架設監控網絡，之後再延伸出涵蓋鄉鎮與農村的「雪亮工程」，透過大量監視器、社區治理中心及民眾參與舉報機制，讓監控範圍深入基層，甚至與手機等終端設備連結。
研究認為，中共2017年公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後，正式將AI定位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廣泛運用於公共安全、犯罪預警、反恐及社會管理等領域，其中城市監控系統持續升級，農村則發展出「鋒眼」等新型監控架構。
報告分析，習近平執政後，中共建立監控國家的模式主要依靠兩大支柱。一方面透過《網路安全法》、實名制、VPN限制及「網路主權」等制度，加強法律與行政管控；另一方面則持續蒐集龐大數據，整合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人臉辨識、聲紋辨識、DNA資料及公共監視系統，建構更完整的數位治理網絡。
隨著AI技術成熟，監控模式也由事後追查轉向事前預測。報告指出，中國公安及政法系統已大量導入AI預警軟體，針對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部分少數民族等所謂「重點對象」，分析包括影像、語音及其他多模態資料，並結合人臉辨識、步態辨識、車牌辨識與聲紋技術，建立完整的風險分析機制。
這些資料再匯入警務大數據平台，與身分證、銀行帳戶、手機定位，以及微信、微博等社群平台資訊交叉比對，進一步分析個人的活動軌跡、消費模式、社交網絡與網路發言內容。若AI判定使用者符合「潛在異議人士」特徵，系統便可能發出風險警示，後續由基層網格員或國保人員執行所謂「敲門行動」，甚至採取拘捕等措施。
司法體系同樣導入AI技術。報告指出，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級法院於2025年前建立完善的人工智慧系統，未來可應用於案件審理、行政作業等程序。此外，AI也被運用於智慧監獄管理，例如透過人臉辨識分析受刑人的情緒變化，若系統偵測到憤怒等情緒，即可能啟動後續介入措施。
在少數民族監控方面，研究指出，中國大型科技企業包括字節跳動、騰訊及百度等，除了在旗下平台過濾敏感資訊，也投入少數民族語言大型語言模型開發，以提升AI辨識及分析相關語言內容的能力。
報告認為，AI結合既有社會信用制度後，使資訊審查及異議人士篩選更加自動化且高效率，降低政府對公開強制手段的依賴，卻也讓監控深入私人生活，形成以科技為基礎的社會自我規訓機制。
研究同時點名，中國自主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DeepSeek已逐步部署至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官媒及國有企業。報告指出，相關系統除了能辨識隱喻、反諷及迷因等內容，也可在重大事件發生時，自動生成大量符合官方立場的評論與假帳號發文，藉此稀釋輿論焦點，降低民間串連及集體動員能力，讓AI成為官方進行思想管理與輿論引導的重要工具。
此外，報告提到，中方近年將VPN視為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並出現可辨識電腦是否啟用VPN功能的相關專利技術，顯示VPN使用情形已成為AI監控的重要項目之一。
報告最後指出，若AI持續被運用於政治控制及大量製造假資訊，長期恐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反效果，包括提高資訊取得與研發驗證成本、降低知識流通效率，進一步削弱創新能力與生產力。研究認為，AI維穩雖可能在短期內提升政權控制力，但長遠來看，恐對經濟成長及財政發展帶來持續性的負面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