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幹部國家：中國如何變成中國共產黨》（出版社：左岸文化；作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澳洲斯威本理工大學（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名譽教授、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曾任該院院長。專長在中國研究。）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午後不久，四川省龍門山斷層帶沿線約三百公里範圍內，發生規模八點零的強震，斷層沿線的城鎮與村莊遭受重創。據官方統計，這場地震造成逾八萬七千人死亡，約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其後餘震接連發生。短短數日之內，全國各地對災區的關懷之情沸騰起來，並迅速投入救援行動。車隊從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出發，自發前往的志工一路搭便車深入災區，民用貨車將衣物、毛毯、鞋子、帳篷、水、乾糧及其他物資運往前線。慈善機構收到的捐款高達數十億元。民間的專業組織與協會也投入救援，提供各種醫療、諮商與社會服務。除了這股自發的同情與援助之外，還出現了規模空前的有組織公民行動。地方互助團體向數萬名暫時安置於體育場館的災民供應食物、飲水和毛毯。
汶川地震時湧現的八方愛心與公民意識，曾讓許多中國人一度以為，在國家面臨緊急狀態之際，中共或許會放寬管控，允許民眾參與救災與重建，甚至默許媒體誠實報導災情與慘重傷亡，而不再只是重複新華社和地方官媒平日那套粉飾太平的宣傳口徑。
然而，地震發生後兩星期內，中共就靠著官方宣傳的狂轟濫炸，壓下了民間的關懷浪潮與公開援助，並將慈善援助從自發的民間組織，導向黨領導的機構和官辦非政府組織（GONGOs）。短短幾個月，當局就以官方的敘事，描述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動員人民解放軍出面拯救人民，強行蓋過那些充滿悲戚與憐憫、見證民間如何相互扶持的真實紀錄。這類官方神話遭到現場新聞記者的拆穿，像是澳洲費爾法克斯媒體集團（Fairfax）的高安西（John Garnaut）和《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的羅文凱（Rowan Callick），但是當地的聲音最終仍遭到壓制。
中國民間捐贈了七百六十億人民幣援助地震災民。中國的慈善專家估計，其中高達八成的捐款最後都存入政府帳戶等待分配，具體流向卻無從查證。根據其他研究可以推斷，真正送達災民或用於重建的款項，僅占一小部分。一名中國資深慈善領袖指出，慈善基金會向民眾募集的大部分款項，按照慣例都會由政府部門收編，最終「被政府吸納並用於補貼其他無關項目」。公民向慈善機構捐款是為了特定用途，幹部卻將捐款完全挪做他用。
不久之後，一切提及老百姓的自發行動、同理心、關愛和慷慨的記載，全都銷聲匿跡，讓位給官方報導讚揚的黨對人民的大愛。人們在公開媒體上所能聽見的盡是齊聲稱頌，關於黨領導層如何規劃並推動災區全面性的復原與重建工作。中共將「四川好人」趕出了他們自己的故事。
消失的人民
地震發生數年後，我陪同一個澳洲代表團走訪一處為紀念二○○八年汶川大地震而修建的紀念園區。園區位於漢旺，該鎮是四川中部綿竹山區二十一個重災鎮鄉之一。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壞與苦難仍歷歷在目，就在我們參觀現場時，一位同行成員走近我身邊，壓低聲音說：「我覺得好噁心。」
讓我的同伴作嘔的，並非地震的破壞，而是紀念館裡中國共產黨赤裸裸展現的自我迷戀。漢旺地震紀念館的落成，似乎純粹是為了頌揚黨與軍隊在抗震救災中的角色，同時壓下那些在地震中苦難的災民與自願伸出援手者的聲音。當地居民竟從他們自己的故事中消失了。
展覽內容與實際發生的事情幾無相干。當時的新聞報導指出，最先抵達災區的人員中，極少是黨的幹部或解放軍士兵。事實上，最先趕到現場的是家屬和鄰人，以及行事靈活的非營利組織人員，其中包括一些宗教團體。北京官方研究人員的實地調查也證實，最有效的救援力量來自當地居民的互助。鄰居和家屬通常最清楚，要去哪找人、找的是誰、怎樣才能抵達他們身邊。我從研究人員那裡得知，在災難發生後最初幾小時乃至幾天的關鍵時刻，生還者更常是由朋友、家人和鄰居救出，而非其他參與救援的團體。我也從當地官員口中聽說，慈濟功德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來自臺灣信奉佛教的師兄師姐）對偏遠山區受傷且慌亂的村民提供的協助，不僅最為及時，成效也比解放軍或震區現場的任何組織來得更好。這一切在漢旺紀念館中隻字未提。鄰人、家屬、宗教與人道主義團體的積極投入與貢獻，全不見於那些自吹自擂的紀念展示與官方報導中。正是這套敘事，主導了黨對地震及其後續影響的官方論調，並將漢旺紀念館的一切功勞，悉數歸於黨與其領導人。
在我們參觀時，紀念館入口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前總書記胡錦濤一幅氣勢逼人的肖像，接著就是一系列黨中央和軍隊領導人的巨幅照片，展現他們對人民慘痛損失的由衷同情與關切。展覽動線蜿蜒穿過幾個展廳，其中一面牆上掛滿地級和省級幹部的照片，說明文字提醒參觀者，這些幹部從遠方跋涉而來，為災區的復原和重建工作做出了貢獻。每位幹部都有名有姓。
在掛滿幹部照片的展廳之間，訪客會受邀觀看一段影片，影片中一個不知名的孤兒，訴說著感激之情，她的父母和爺爺奶奶（同樣沒有名字）在地震中罹難，是幹部「叔叔阿姨」們照顧了她。中段展廳陳列了在災區提供援助的解放軍官兵、國家救災人員，以及數名因義舉而受到表揚的無產階級英雄。
如果訪客想要尋找一間展廳、一張圖片、一段專題文字，甚至是一份曾在漢旺生活、勞作、安家立業的當地人名單，他將會大失所望。展覽對該鎮居民幾乎未置一詞。這座紀念館儼然是黨的自我迷戀之豐碑，它記錄下一切，是為了向後世留存那些高級幹部的姓名、身分，還有他們巡視的身影，看他們如何向一群既無名姓、也無人緬懷的人民施予憐憫。在這裡，一切只關乎幹部。
人們難免會覺得，中國共產黨執迷於控制汶川地震的敘事，不過是它長期以來操弄資訊，以維繫統治合法性的又一例證。其實不然。可以肯定的是，當地民眾有太多故事想說，但在黨誇耀自己的成就時，這些聲音都必須先被抹除。有一種說法指出，多達七千間教室因豆腐渣工程在地震中倒塌，壓在年紀輕輕的學生身上，數萬名午休後回去上課的孩子慘遭壓死。由於當局隱瞞學生的死亡人數，並有計劃地阻止任何獨立來源去統計或報導這些數字，因此實際死了多少學童已永遠成謎。尋找真相的獨立研究者、記者和藝術家，輕者遭到毆打、騷擾，重則被迫入獄。即使是尋求真相的悲痛父母，也會被迫保持沉默，甚至被遊街示眾、當眾羞辱，以警告其他父母不得多言。即使到了事件發生十年後的二○一八年，獨立調查者仍持續受到騷擾、起訴和判刑。
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是為了在中國人民面前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而壓制受難者的聲音。現有證據指出，政府根本對老百姓漠不關心。幹部在意的是自己。上層政府操弄訊息，是要再次向地方幹部保證，領導人有能力管理和控制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消息。對於幹部來說，控制訊息是領導力強大的表現，而將他人的功勞據為己有，則是黨內領導習以為常的做法。體制外的人，也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他們要怎麼想根本就無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