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文／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BNT疫苗採購案成為最受矚目的政治攻防議題之一，也是蔣萬安持續批評時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的核心議題。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多次提醒國際疫苗市場充斥假掮客，民間採購應格外謹慎；然而，蔣與部分藍營政治人物持續將事件描繪成「政府阻擋鴻海、慈濟採購疫苗」，使「政府買不到、民間買得到」逐漸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敘事，也讓不少人相信，只要沒有政府阻撓，透過特殊管道就能取得大量BNT疫苗。
如今司法調查揭露，真正存在的不是財團跟慈善團體神通廣大的特殊管道，而是利用「特殊管道」名義行騙的詐騙集團。蔣萬安至今仍以「政府當時買夠疫苗就不會有這件事」作為解釋，不僅忽略了當年全球疫苗供應鏈的歷史事實，也迴避了自己當年政治論述是否誤導社會的責任。
如果蔣萬安今天仍堅持「政府買夠就沒事」，那麼他真正應該回答的是：2021年，在全球前期疫苗產能早已被各國預購鎖定的情況下，他認為台灣究竟要向哪一個國家「買走」那些原本已經屬於別人的BNT疫苗？
當年中央政府一再提醒，全球疫苗供應高度緊張，國際市場充斥假掮客，呼籲民間提高警覺。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攻防下，這些警示卻被扭曲成「政府卡BNT」、「政府阻擋民間買疫苗」，不少民眾還信以為真。今天回頭看，這像不像警方苦口婆心勸阻在提款機前面請民眾不要匯款給陌生帳戶，卻反遭指控是在妨礙交易？妨礙個人財務支配自由？直到十億詐騙大案真的發生，人們才發現警方當初阻止的不是一項匯款交易，而是重大犯罪。
當年，美國、英國、歐盟、日本等高所得國家，早在BNT疫苗仍處於研發與臨床試驗階段，就投入巨額公帑共同承擔研發與擴產風險的預購協議（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 / advance purchase agreements）APAs），承擔研發有效性不確定與擴建產能風險，也因此優先鎖定了2021年前期的所有BNT疫苗供應量。台灣政府過去從未面對過如此規模的全球新疫苗競逐，也沒有美國、英國或歐盟那種在疫苗仍處於研發階段，就動用巨額公帑支持研發、擴建產能並預購未來疫苗的制度與經驗。COVID-19是百年大疫，也是全球第一次大規模以「預購尚未上市的新疫苗」作為國家防疫策略。事後回頭評論很容易，但要求台灣政府在當時就複製美國「Operation Warp Speed」或歐盟預購模式，既忽略了我國預算制度、法制環境與決策經驗，也忽略了台灣在全球疫苗市場中的國際地位。
因此，2021年真正稀缺的不是錢，而是早已被預購協議分配出去的疫苗產能，輝瑞等藥廠在當時也不可將疫苗賣給任何人，而是先完全供應已經簽約APAs的主權國家，否則就是嚴重國際違約。也因此，國際社會當時討論的焦點並不是要求輝瑞藥廠把已承諾交付的疫苗轉賣給其他國家，而是要求已大量預購疫苗的富裕國家，在本國需求獲得滿足後，釋出部分配額或捐贈疫苗，重新協調全球分配順序。世界衛生組織之所以批評「疫苗民族主義」，正是因為少數國家掌握了前期大量供應，甚至多於國內真正需求，導致許多國家在初期都無BNT無疫苗可用。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任何人若宣稱握有「特殊管道」，可以立即替台灣取得數百萬劑BNT疫苗，本來就應該受到最嚴格的查核，而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慈濟當然是受害者，但也是十億元善款的管理者，理應向數十萬名捐款人完整交代決策過程、治理失靈的原因，以及誰應負起責任。
至於蔣萬安等政治人物，今天再把整起事件簡化成一句「如果政府當時買夠疫苗，民間就不需要採購」，不是在還原歷史，而是在硬坳逃避責任，得了政治便宜還賣乖。他們更該回答另一個問題：司法已經揭露新的事實，是否願意承認自己當年「政府卡BNT」、「政府買不到、民間買得到」的政治論述，至少過度簡化了2021年全球疫苗供應的國際現實？政治人物可以批評政府，但不能永遠只享受政治紅利，卻拒絕承擔論述錯誤的責任。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從不犯錯，而是當新的證據出現時，願意修正自己的說法，而不是繼續硬拗。如果連慈濟十億元的清清楚楚的昂貴詐騙代價，都無法讓蔣萬安重新檢視四年前的論述，那麼他真正捍衛的，就不是事實，而是政治。
慈濟BNT疫苗受騙案最大的教訓，不只是有人利用善意行騙，更提醒台灣社會：全球公共危機不能用地方政治的思維理解，善意不能取代治理，政治口號更不能取代國際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