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民族低智」的第四次重演

中國將於9月15日正式施行《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在總計19條的規定中，除了旅遊風險發布與中介服務機構的加強管理之外，要害之處在第4─6條。對於中國公民「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不准出境；實體清單受制裁之外國人不准入境；至於對有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刑事案件偵查的當事人，「可以不告知」禁止出境的理由。

綜合三點：防止技術外流、反制清單不准入境、隨機裁量下「不告知」的國安控制。但這不只是「邊控」收縮問題，也不是證照查驗問題，其總體與長期效應將是由「新鎖國主義」(New Isolationism)導致的「民族低智化」。換言之，這項規定，在基層官僚「寧左勿右」與層層加碼之下，不僅是海關「勸阻」多少人，也不只是給予海關「不予告知」的任意裁量權，而是一種全面性的、制度化的「逆反全球化」。

中國近代歷史上，海禁、封疆、排外，給中華民族造成沉重的災難，其根源就是天朝自大加鴕鳥心態，為保護既得政權而犧牲民族利益的巨大惡果。歷來，面對西方的態度與方法，始終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命運。

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沿海倭寇(日本武裝海盜)頻繁騷擾，朱元璋為了鞏固政權並防範敵對勢力，頒布了嚴厲的「禁海令」(後來還增加「遷海令」)。嚴禁沿海居民私自造船出海與外國人互市，嚴防沿海百姓與海外的敵對勢力勾結，所謂「片板不許下海」，違者嚴懲

海禁政策本質上是「防民甚於防寇」，寧可放棄海洋利益，也不願建立海軍去維護海外貿易路線。導致中國後來面臨西方船堅砲利時，完全失去了海上防禦能力。

海禁雖然為了抵禦「倭寇」，但也禁絕了商品流通，阻礙了人員、技術與思想的交流。當西方正透過科學革命與文藝復興急速崛起之際，明清兩代的統治階級卻深陷「天朝上國」的虛幻自大中。對外部世界的科技進步(如火器改良、航海造船技術)完全無感。寧可選擇自我隔離，竟也錯失走向現代化與海洋文明的歷史契機，最終導致百年積弱而衰敗。

清初乾隆年間，英國使臣馬戛爾尼來華要求通商與居留，但乾隆一概回絕：「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乾隆甚至大言：「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不只是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天朝主義的傲慢與渾然不知世界局勢的「帝王無知」，導致後來成為西方列強「刀俎魚肉」的悲劇結局。

面對西方列強帶來的巨大的衝擊，清廷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用「扶清滅洋」的口號與神秘儀式(刀槍不入)，相信只要唸咒、燒符、喝符水，就能刀槍不入、抵擋西洋火砲，結果導致八國聯軍荼毒中土，清朝城倒瓦傾而覆滅。

雖說歷史不能複製貼上，但新版的出入境管理規定，反映當代習式決策與官僚體系面對全球化浪潮與西方圍堵的衝擊，同樣選擇了一種「閉關清鄉」的愚鈍政策。不同的是，過去「義和團」設法把洋人趕出去，「習式/新義和團主義」則是把想外出看世界，接觸外部文明的人死鎖在國內，或者將所有涉外、跨國的流動視為潛在的內奸。

規定中的「不予告知」與大數據盲盒執法，本質上就是現代官僚體系的「數位符咒」。統治者相信，只要靠著不透明的演算法、盲盒式的邊境攔截，就能像「貼符」一樣把境外風險、資本外逃和思想異端全部擋在國門之外。這種將複雜的社會治理簡化為「只要把門關上、把人卡住」就天下太平的思維，對現代自由流動的極度過敏與防範，完美體現了明清「寧可粗鄙地活在高牆內，也不願清醒地融入世界」的封閉心態。儘管時代不同，但與當年義和團的盲目自信如出一轍。

儘管新的出入境規定有助於提高中國公民旅遊風險認知，對中介服務機構進行重整與清理，但毫無疑問，把「國安管控」置入「有序管理」的行政框架，是中共「夾帶立法」的慣用手法。這種表面「輕描」實則「重寫」的混和立法，就是為了散布政治邊際效應，發揮隱藏性自我恐懼和極權統治的法律偷渡。

這項規定，本質上是對跨國連結、人員流動與思想交流的恐懼，但北京官方一方面祭出高度收緊的新規定，一方面卻反覆高喊「中國的大門始終是越來越開放的」，這種「行動收緊/口號開放」形成了強烈的矛盾與荒謬。這不是單純的說謊或雙面人，而是官方敘事「話術詭辯」的產物。

在官方語境中，「改革」從來都是「改革別人」而不是「改革自己」；「開放」的本質是「留財不留人」，從來不是指思想交流和人員流動。在官方的政策邏輯裡，「開放」是歡迎資本進來、技術進來、貨物進來，是「招商引資」，例如歡迎外資來建廠、買國債、辦博覽會、開展大宗貿易，而不是指公民權利的鬆綁或社會活動的自由。在中共的認知中，一邊大搞經貿投資，一邊鎖死人員出入，在邏輯上完全可以並存，甚至是一種「辯證的統一」。

中共當局並非不知，完全切斷對外經貿會直接導致經濟癱瘓，因此「迎賓門」必須對外資、跨國CEO敞開，甚至給予各種免簽、禮遇與便利。但是另一扇門則是「安全門」，必須嚴密把關和封堵內部人民到處亂跑。換言之，中共一方面張開雙臂歡迎全球資本與訂單，卻同時濫用「不予告知」和大數據網羅，將韭菜百姓牢牢釘在境內。在這種「一開一關」的精密算計算下，「大門始終開放」與「片板不許下海」非但不矛盾，反而是極限治理的一體兩面。簡單地說，中共需要的是「物的全球化」，而不是「人的全球化」。

這種「中國的大門始終是越來越開放的」的話術，遵循的是「暗夜吹哨」的邏輯，一種不斷宣示以化解政策矛盾的政治咒語。當內部越實質收緊，外部就越放大開放論述，這種「自我壯膽」完全符合中共宣傳的邏輯。

新的出入境規定，表面說「管理」，實質是「國家恐懼」的表現，是政權系統性脆弱的曲線畢露。

現代跨境流動不只是身體的移動，更是資訊、經驗與觀點的交換。一個出國見過世面公民，回國後往往帶回解構官方敘事的能力。在全球反共敘事的浪潮中，中共最懼怕的就是反共勢力的反撲，以致國家被「永久污名化」。

將「流動」定義為「高風險」，等於在物理上切斷「境外勢力」與「內部焦慮」的串聯。其中，「不予告知」更帶有震懾效果，讓所有人意識到「外部連結」隨時被一刀切斷，從而自我審查並減少跨國交流的意願。換言之，在中國這種高度依賴「底線思維」與「極限安全」的統治架構下，任何微小的動搖都被視為潰堤的徵兆。群體性事件、債務危機或社會不滿，必須透過嚴密的人員管控來隔離內外敵對勢力的勾聯，以更多的恐怖來壓制恐怖。

為了防範外界的風險，阻絕「唱衰中國」的聲音，中國寧可「自我孤立」而逼迫資本、技術與高淨值人才靜默撤離，這就如同把自己關進一座密不透風的鐵屋子，然後把鑰匙丟掉，以為從此高枕無憂，實際上只是「鐵籠安全」。很顯然，在總體經濟與地緣政治面臨巨大壓力時，中共統治集團認為「保住內部的穩定與資源不外流」，要遠比「學習新知或維持國際友好」更為重要。

民族智慧的成長與文明的演進，依賴於不同觀點的碰撞、異質文化的理解，以及對自身盲點的持續反思。但中國採取的恰恰是停止思考、拒絕複雜、擁抱教條。在一個高度依賴「不予告知」與「絕對安全」的黑箱體系裡，獨立思考、理性分析和批判思維非但不是資產，反而是致命的負債。在「禁海─封疆─排外」的歷史鎖鍊之下，中國再次進入呼口號、關門戶的「反進化」狀態。沒有新知就不會有文明。斜眼看世界，就是民族素質的低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