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不能把中小企業買不到綠電的責任推給「非核家園」

「中小企業是非核家園最大的受害者」、「台灣中小企業正在被世界棄單」之所以容易引起共鳴，是因為台灣中小企業確實正面臨劇烈的全球供應鏈轉型。但必須先分清楚兩件事：中小企業面臨的壓力是真的，但壓力存在，並不等於原因就是非核家園。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中小企業，就不能用一個政治上方便的答案，取代一個經濟上複雜的問題。

首先必須釐清，「低碳電力」、「再生能源」與「綠電」並不是同一件事。2024年台灣核能發電占比約4.2%，再生能源約11.6%；2025年核能占比降至1.1%，再生能源則進一步增加。依經濟部能源統計的毛發電量口徑，2025年再生能源占14.4%。 這代表核三除役後，台灣確實少了一項低碳電力來源，卻不能因此推論台灣突然從「低碳」掉入「高碳」的二元世界。台灣能源結構正在改變，而不是只剩核能與化石燃料兩個選項。

更重要的是，企業面對國際供應鏈要求，也不只是「有沒有低碳電」。當跨國企業要求供應商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甚至加入RE100時，企業真正需要的是符合再生能源定義、可以追蹤與揭露的能源。核電即使屬於低碳電力，也不能直接等同於企業所需的再生能源。

這使一條常見的政治論述出現問題：「沒有核電」→「低碳電力不足」→「企業拿不到綠電」→「供應鏈被國際棄單」。這條因果鏈看似完整，其實每一個箭頭都需要另外證明。

台灣中小企業買不到足夠、價格合理、可追溯的綠電，當然是政府必須正視的政策問題；但「因為非核，所以買不到綠電」，卻是另一個需要證據才能成立的因果命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真正值得問的是：為什麼大型企業可以透過長期購電協議、自建再生能源、綠電交易與憑證等方式建立減碳路徑，中小企業卻往往缺乏同樣的議價能力？這才是能源治理真正必須回答的難題。

近年推出的TRE100，正反映這項制度需求。中華經濟研究院於2025年底推出TRE100，比照RE100的技術規範，取消用電量門檻，讓更多未達RE100門檻的台灣企業也能建立綠電承諾與揭露機制。 TRE100的意義，不是宣告台灣已經解決中小企業的綠電困境，而是承認能源轉型的制度工具不能只服務大型企業。

同樣的壓力也出現在全球碳治理。歐盟CBAM已於2026年1月1日進入正式制度階段，目前涵蓋鋼鐵、鋁、水泥、肥料、電力與氫等特定產品。對涉及相關產品鏈的台灣出口企業而言，真正重要的能力，是建立可信的產品碳排資料、降低製程碳強度，並回應國際客戶的減碳要求。 這裡同樣看不到一條簡單的「沒有核電就被棄單」因果鏈。

企業真正面對的，是能源價格、碳盤查、產品碳足跡、綠電取得、供應鏈要求、人力成本、數位轉型，以及全球市場重組等多重壓力。如果沒有具體企業資料，就不能把所有帳單都寄給「非核家園」。

更值得警惕的是「最大受害者」這四個字。當我們把中小企業描述成能源政策的受害者，很容易進一步形成一種政治錯覺：只要重新發展核能，中小企業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就能迎刃而解。但能源政策沒有這麼簡單。企業需要的是穩定電力、可負擔的能源、低碳電力、足夠的綠電、可靠的電網，以及可以預測的能源制度。這些需求有交集，卻不是同一件事。

核能可以提供穩定且低碳的電力；是否值得重新納入台灣能源組合，當然可以討論，也應接受成本、安全、核廢料、電網與社會風險的完整檢驗。但核能不能被直接包裝成中小企業取得國際訂單的唯一門票。反過來說，也不能因為非核政策存在爭議，就把中小企業面對的所有國際競爭壓力全部歸罪於非核。

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替企業指定答案，而是讓企業擁有選擇。政府應該做的，是擴大綠電供給、降低交易成本、改善電網、發展儲能、提高能源資訊透明度，並讓中小企業以合理成本取得碳盤查、能源管理與綠電採購工具。

更重要的是，建立「大帶小」的制度，讓大型企業在要求供應鏈減碳時，不只是把成本往下游轉嫁，而是把技術、資金、綠電採購與碳管理能力一起帶進供應鏈。因為能源轉型真正危險的地方，不是企業需要轉型，而是轉型成本可能被不成比例地轉嫁給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企業。

所以，與其問「中小企業是不是非核家園最大的受害者」，不如問一個更值得政府回答的問題：台灣是不是正在讓中小企業獨自支付全球能源轉型的成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政策責任就不在於要求中小企業替核能或非核背書，而在於建立一套讓它們能夠負擔轉型、取得能源、完成減碳，並繼續留在全球供應鏈的制度。這才是真正的產業韌性。

台灣中小企業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句「核電就能救你」，也不是一句「企業自己轉型就好」。它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基本的制度承諾：買得到穩定的電，買得起需要的綠電，算得清自己的碳排，付得起轉型的成本，也有能力留在下一個全球供應鏈。如果我們真的不希望中小企業被世界棄單，就不能把它們變成能源政治的籌碼。因為中小企業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種能源的政治答案，而是一套讓它們有能力留下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