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財指出，這起事件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公仔多少錢」，而是黃父的不當管教屬於「公開羞辱」的教養誤區，黃父可能因為女童有保護令，因此出現「不能打了，那我用羞辱來管」的心態，而這也是整起事件最值得注意的，當面對孩子的行為錯誤，大人如何處理，遠比錯事本身更重要。
楊聰財說明，體罰是用身體疼痛控制，羞辱則是用心理疼痛控制，兩者本質皆為「透過傷害讓孩子屈服」，用羞辱的方式管教孩子，是把 「把行為錯誤」變成「人格錯誤」，但做錯事不等是一個壞人，孩子需要學會的是「我做錯了一件事，我可以改」而非「我就是一個壞孩子，所以我不值得被愛。」
此外，13歲的孩子正處於高度在意他人評價、建立自尊與同儕認同的青春期階段，但「公開示眾」是一種非常強烈的社會性羞辱，旨在極端毀損自尊與認同，楊聰財認為，黃父的做法，傷害的不只是女童當下的情緒，更可能直接攻擊孩子的自尊、身分認同與社會歸屬感。
而整起事件當中，哥哥也身涉其中，甚至不是旁觀者，還有錄影的行為，雖然哥哥的目的只是想讓妹妹受到較順，但對女童而言，可能形成「爸爸不保護我，哥哥也不站在我這邊」的痛苦訊息，恐使家庭中的「手足關係」從競爭、衝突，進一步變成羞辱、敵對甚至權力關係。
楊聰財更強調，黃父在妻子離家後，獨自承擔家庭與經濟壓力，壓力可以解釋行為，但不能合理化傷害，當一個父親可能很累、很生氣、很無助，也不知道如何管教青春期的孩子，但不能因為「不知道怎麼辦」就變成「我要讓孩子丟臉」，如此可能陷入管教無力、情緒升高與極端處罰的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