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暴民的時事筆記／本文摘自真暴民的時事筆記，經授權後刊出
香港《文匯報》才爆料，說沈父被制裁後換了一家公司，繼續跟中國做生意；第二天國台辦就宣佈，制裁沈伯洋父親的另一家公司，說沈伯洋一邊反中、一邊和家人從中國賺錢，是「醜陋行徑，令人不齒」。
姑且不論中共造謠中傷的可能性，就算把這些都當成事實，中共這次出手，反而證實沈伯洋一直以來的警告。
首先要釐清的是，一般人印象裡的「中國台商」，是工廠、公司或客戶在中國的人，比方在中國設廠的富士康。但沈伯洋的父親是厄瓜多台商。他的商業模式，是向中國廠商買保溫杯、汽車配件這類一般商品，再賣到厄瓜多等中南美國家。
付錢的是沈家，收錢的是中國廠商。要說誰賺誰的錢，那也是中國廠商在「賺綠錢」。
當然，「賺紅錢」這種談法，其實非常幼稚。一般的生意往來，本來就是你情我願，但是中共總想把一切都詮釋為是天朝施恩：買你的東西，是中共好心允許你賺紅錢；賣東西給你，還是中共好心允許你賺紅錢。
我們不需要和中共一般見識，主張什麼「堅持台灣主權就不該跟中國做生意」、「不支援統一就不該跟中國有生意往來」。
真正的問題，是沈伯洋這幾年一再提醒的，和中國做生意的風險：中共會拿生意上的合作當把柄，逼人在政治上甚至情報上配合中共。
這也就是「以經促政」。去中國的人，台商、教授、村裡長都一樣，可能被威脅、被滲透，所以要報備、要公開，做好風險控管。
以經促政的四層威脅
具體來說，中共會利用什麼樣的把柄呢？威脅性由高到低，依序是你的人、你的公司、你的客戶、你的貨源。
第一層是人身安全。人在中國，就可能被抓。歷來反共的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回上海探親就被欲加之罪判了 3 年。要避開，就不能入境中國。
第二層是公司。工廠、帳冊在中國，查稅、罰款都由人家說了算。遠東集團 2021 年在中國被罰款、追稅，金額近 5 億人民幣，逼得徐旭東要發聲明反台獨。要避開，就不能把公司開在中國。
第三層是客戶。市場在中國，人家一句話，你的東西就賣不進去。蔡康永才剛參加沈伯洋的競選活動，隔天中國車廠就下架他的代言。國台辦和國民黨更加碼跟進，要拿「在中國的龐大利益」，來逼迫蔡康永表態支持蔣萬安。要避開，就不能把市場放在中國。
第四層是貨源。向中國買東西，中共能做的，就是不賣給你。要完全避開，只能不向中國買。
《聯合報》的快評問，沈伯洋說台商有被壓迫的風險，他父親為什麼還要「自曝風險」？但是沈伯洋父親作為台商，已經採取了風險最低的方式，和中國進行生意往來。
沈伯洋說父親 2019 年後就沒去過中國，沒有人身安全的風險。沈父公司不在中國、生意做在厄瓜多、客戶都在中南美，也沒有公司和市場的風險。剩下的，只有威脅最低的第四層：貨源。
第四層最弱，一方面是因為貨源換得掉。尤其保溫杯、汽車配件，很多國家都做得出來，新的供應商早就在了。二方面是中共制裁沈父，第一個倒楣的是中國的賣家。
中共的野望
即使如此，中共寧可砸了中國廠商的飯碗，還是要把這最弱的一層，也拿來「以經促政」，作為攻擊沈伯洋的工具。這正印證了沈伯洋一直在提醒的事：只要生意碰得到，中共就會拿來搞政治施壓。
如果部分中國台商無視這樣的風險，利用台灣人的身分套取統戰紅利。被中共套牢把柄之後，又回頭配合統戰來挺共產黨統戰論述、甚至配合滲透，最後倒楣的還是台灣人。
我們不可能完全禁絕和中國的生意往來，但也不可以假裝這些風險都不存在，這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以沈伯洋一向主張要報備、要公開，做好風險控管。
沈伯洋的主張其實非常合理，只是藍白亂紮稻草人，扭曲成「民進黨就是要逢中必反」、「堅持台灣主權就不該跟中國做生意」。藍白自己更為了反對這個稻草人，「逢中必不反」，整天要台灣人「別預設立場」，幫忙掩飾中共「以經促政」的真實威脅。
而中共這次拿沈父的生意來攻擊沈伯洋，除了印證中共「以經促政」的真實威脅，更說明蔣萬安就是中共屬意的臺北市長人選。中共寧可砸了自己人民的飯碗，也要拱衛這個國民黨的「太子」。
問題來了，中共為什麼屬意蔣萬安當選臺北市長呢？是看中他才能卓越，當選市長能福國利民嗎？還是因為蔣萬安的父親蔣孝嚴長年在中國海噱統戰紅利賺紅錢，多得是把柄在中共手上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所有的台灣人，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民，都應該心裡有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