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八九中國民主運動領袖、台灣新住民、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秘書長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上了大麻煩。在一段輕鬆的網路訪談中，他被問到最喜歡哪張以自己為主角的網路迷因，於是提到一張將自己的臉合成到某位「中國獨裁者」身上的圖片。畫面顯示，那個人正是毛澤東。
接下來，中國網民群起撻伐，傳出企業終止合作、賽事轉播受到影響，甚至姆巴佩本人、皇家馬德里俱樂部及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相繼道歉的消息。
毛澤東是不是獨裁者？
我看到這則新聞時，首先想到的問題是：姆巴佩究竟說錯了什麼？
毛澤東是不是獨裁者？這難道是一個還需要在現代文明世界中小心翼翼、避諱再三的問題嗎？毛澤東統治的是一個沒有自由選舉、沒有新聞自由、沒有獨立司法，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與共產黨的國家。他發動的政治運動造成了難以計數的人間悲劇。稱他為獨裁者，不是什麼極端政治立場，而是具有充分歷史依據的政治判斷。
中國共產黨自己也不是從來沒有承認過毛澤東的錯誤。1981年的中共中央歷史決議，便對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作出過正式評價。但它絕不容許人們從根本上質疑毛澤東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延續至今的統治正當性。
因此，真正的紅線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名譽，而是中國共產黨對歷史解釋權與政治正當性的壟斷。它不僅要規定中國人民如何認識毛澤東，還要求全世界接受這套規定。
姆巴佩不是中國人，沒有參與中國政治，也沒有呼籲推翻中國政府。他只是以一個法國人的普通認知，隨口使用了政治學上的常見稱謂。對北京而言，問題卻不是這句話是否符合事實，而是他竟然沒有遵守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禁忌。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這類事件總會出現那個熟悉的說法：「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究竟是誰授權中國共產黨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毛澤東統治時期受到迫害的中國人及其後代，難道就不是中國人民？那些對毛澤東抱持批判態度的人，難道沒有自己的感情？一個政黨把自己的政治禁忌包裝成全體人民的共同情感，不僅是對世界的蠻橫，也是對中國人民本身的冒犯。
但我認為，這起事件還有一個比共產黨的蠻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社會的反應。
一些中國網民義憤填膺，指責姆巴佩侮辱中國，要求抵制、封殺，甚至把企業終止合作視為民族尊嚴的勝利。政治宣傳最可怕的後果，不只是讓人不知道某些歷史事實，更在於它逐漸改變人們判斷是非的方式。當一個人聽到「毛澤東是獨裁者」，第一個反應不是思考這句話是否符合歷史，而是立即認定自己的民族尊嚴受到傷害，政治宣傳就已經不只是控制資訊來源，而是在支配道德判斷。
中國人的政治禁忌在民主國家不存在
這些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捍衛的政治禁忌，在法國以及許多民主國家根本不存在。他們甚至可能認為，外部世界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事，本身就是對中國的敵意。這是一種何等嚴重的認知落差！
我當然知道，網路上的憤怒不等於全體中國人民的意見。在一個沒有真正言論自由的國家，沉默者的立場往往無從得知。中國也有許多願意獨立思考、敢於質疑官方敘事的人，他們承受的風險，遠非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可以輕易想像。
但這不能讓那些主動參與政治圍剿的人免於批判。中國共產黨應當為長期洗腦承擔主要責任，但普通中國人也不能永遠以受到洗腦作為免於反省的理由。尤其是那些有機會接觸外部資訊，甚至生活在海外，卻仍然熱衷於複製共產黨政治語言的人，更應該問問自己：為什麼別人對一個獨裁者的歷史評價，竟然會被理解為對整個民族的侮辱？
當一個社會逐漸失去區分國家、人民、政黨與統治者的能力，也就很容易失去區分愛國與服從、尊嚴與傲慢、事實與宣傳的能力。
看到姆巴佩事件，我不禁想起十年前的周子瑜。
2015年，年僅十六歲、在韓國發展演藝事業的周子瑜，只因在節目中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便遭到中國藝人黃安舉報，被指控支持台獨，隨後遭遇中國網路輿論圍剿。2016年1月，她的經紀公司公布道歉影片，讓這個台灣女孩面對鏡頭說出自己是中國人，並表示中國只有一個。
我相信許多台灣人至今仍記得當時的心疼，當然也有震驚，甚至難以置信。
難道連中華民國國旗也是台獨？
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有不同的政治認同，對國旗也可能有不同的情感。但無論藍綠，一個台灣女孩在國外拿著中華民國國旗，怎麼會成為需要向中國道歉的罪過？
周子瑜事件讓許多台灣人深刻意識到：我們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北京的政治敘事中，竟然可以成為不可容忍的冒犯。北京不在乎台灣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國旗，只在乎台灣人有沒有服從北京對台灣身份的定義。
十年過去了，姆巴佩事件再次提醒我們：北京的紅線並不依據普遍的是非標準，也不是透過平等對話形成，而是由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劃定。周子瑜只是拿了一面國旗，姆巴佩只是使用了一個歷史稱謂，卻都可能因為觸犯這套政治禁忌而承受壓力。
2019年，我曾經在《上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共產黨嘛，它本來就那樣啊〉。
誰來確保習近平永遠不會不高興？
我當時批判的，是台灣社會一種看似務實、實際上卻值得警惕的政治態度：既然知道共產黨蠻橫無理，就不要去招惹它；既然知道它有能力懲罰我們，就應該學會接受它的紅線。
「共產黨嘛，它本來就那樣啊。」
這句話表面上是在描述現實，實際上卻很容易演變成一種政治原則：因為對方不講道理，所以我們有義務讓步；因為對方強大，所以我們應該逐漸放棄自己的權利。
可是，這究竟是務實，還是屈服？
當年我便提出，若要確保習近平永遠不會不高興，最後恐怕只有放棄自由意志，放棄自己的權利。今天，連一位生活在民主國家的法國足球巨星，都可能因為一句普通的歷史評價承受政治與商業壓力，難道還不足以提醒我們，中共的蠻橫並不是只要不去招惹它，就可以相安無事的嗎？
不久前，我也曾針對于美人的一句話寫過評論。她說：「再怎麼委屈的和平，他就是和平。」
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一點都不好笑的政治笑話。今天回頭看，更覺得有必要認真討論其中的政治邏輯。
我理解人們對戰爭的恐懼，也完全同意政治人物有責任盡一切合理努力避免戰爭。但和平究竟是什麼？難道只要沒有發生戰爭，不論我們為此放棄多少權利、承受多少羞辱，都可以稱為和平？
于美人的說法之所以值得討論，不是因為她希望和平，而是因為她沒有說明「委屈」的界線在哪裡。如果為了避免戰爭，我們必須不斷淡化自己的國家認同、接受北京對歷史與身份的定義，甚至逐漸放棄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那麼所謂和平，最終可能只是讓威脅者不必發動戰爭，就取得原本想透過戰爭獲得的政治成果。
現實政治當然需要妥協，但妥協必須有原則、有界線，也必須建立在人民自由選擇的基礎上。這正是我不願意把「不要刺激中國」當作台灣政治最高原則的原因。
我也想請台灣人民認真問一問那些至今仍然主張與共產黨建立友好關係的政黨：真的嗎？
我並不反對與北京對話。從1989年參與學生運動，到流亡海外後持續從事民主運動，我始終相信對話的必要。即使面對最不願意對話的政權，我們也不應輕易放棄對話的可能。
但對話不是屈服，友好更不能建立在單方面放棄原則的基礎上。
這些政治人物所說的友好，究竟是相信北京願意在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處理分歧，還是認為台灣只要不斷迴避北京的紅線，就能換取和平？如果是前者，請提出事實依據；如果是後者，請誠實告訴台灣人民，你們準備退讓到什麼程度。
我不認為所有主張降低兩岸緊張的人都在追求屈服。但任何負責任的和平主張，都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當北京不斷擴張它的政治要求時，我們準備如何維護自己的原則？
界線不應由北京替我們決定
最後，我想把問題留給每一位台灣選民，也包括我自己。
我們當然知道，台灣比中國弱小得多。中國擁有遠超過台灣的軍事、經濟與外交資源，也確實有能力對台灣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我們不能假裝威脅不存在，更不能輕率地要求別人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付出代價。
但承認威脅的存在，是對現實的認識；將威脅者的要求當成自己必須遵守的政治原則，卻是另一回事。
台灣人民真正需要討論的，是我們願意如何面對威脅，願意為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承擔多少責任，又願意為避免衝突作出哪些不違背原則的妥協。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我也不認為任何政治人物或評論者，包括我自己，有資格替全體台灣人民決定答案。
民主的意義，正是讓人民有權參與這些艱難的選擇，而不是由少數政治人物以現實、和平或友好的名義，預先替人民接受北京的要求。
十年前，周子瑜手中的一面國旗，讓許多台灣人清楚看見北京的蠻橫。今天，姆巴佩口中的一句「中國獨裁者」，再次提醒我們，北京的政治紅線不僅針對台灣，也試圖約束全世界如何談論中國的歷史與政治。
當我們知道共產黨就是那樣，接下來究竟應該怎麼辦？
我們可以選擇謹慎，可以選擇對話，可以尋求降低衝突的各種可能。但避免衝突與接受屈服之間，有一道不能輕易跨越的界線，而這條界線，不應由北京替我們決定。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中國的戰爭威脅，竟然可以成為決定台灣人民如何投票的理由，那麼我們究竟是在選擇和平，還是在獎勵威脅？
所以，下一次走進投票所之前，我希望每一位台灣人都能認真問自己：
我們的國家比中國弱小得多，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沒有選擇，只有屈服？
而我們手中的那一張選票，會不會成為這種屈服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