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許多非虛構寫作者,心裡都有一個小說的夢。著名的大師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被形容為「他的創新,是把小說寫作的技巧用在報紙與雜誌報導上,讓報導具有短篇小說的形式與生命力。」他自己則乾脆說,我對小說感興趣,我想寫得像費茲傑羅。他最喜歡的小說是費茲傑羅的〈冬之夢〉。
約翰·赫西(John Hersey)則是寫出非虛構經典之作《廣島》,但前一年就以《阿達諾之鐘》獲得普立茲小說獎。他看了很多小說,也寫了很多小說,與記者或非虛構作家的身分相比,他可能更以小說家為志業。
1986年赫西接受他的學生迪(Jonathan Dee)為《巴黎評論》所做的訪談。這是一向堅持以文字而非言談表達自己的赫西,第二次接受採訪。訪談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他如何看待非虛構寫作和小說的關係。同時,他也分析了自己是如何將小說技巧用於《廣島》的寫作上。
1946年他接受《紐約客》邀約,到廣島進行採訪。他和編輯蕭恩原本就想著眼原子彈的破壞力,但他還沒到廣島,就覺得他想寫的是對人的影響,而不是當時大家關注的城市形貌的破壞。
他搭乘驅逐艦到上海途中,船員從圖書室拿了幾本書給他,其中一本是美國作家桑頓·懷爾德獲得普立茲獎的小說《大橋》(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小說寫一位修士親眼目睹秘魯一座橫跨峽谷的吊橋突然斷裂,橋上五個人因此喪生。在震撼中,修士認為這種偶然或許背後有神意安排,他開始展開調查,想知道那五個人是怎麼恰巧走到那裡,一起迎上命運的一刻。
赫西想,這或許就是處理廣島的方式。可以選幾個人,他們人生路徑彼此交會,一同來到災難發生之時。所以他一到廣島,就立刻著手尋找能放進這個敘事架構的人,最後從四、五十位受訪者中選了六位。
赫西說,小說家如果寫得成功,就能讓讀者認同故事裡的人物,彷彿自己就是那些人。但是在新聞報導裡,寫作者始終介於素材和讀者之間,讀者會意識到有一位記者正把這些素材呈現給自己。這就是他在新聞寫作中嘗試用小說手法的原因之一。希望在理想的情況下,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可以消失。
在寫作《廣島》時,他刻意保持安靜的語調。因為,如果盡可能的直接呈現那種恐怖,讀者就能直接認同故事裡的人物。
他解釋寫《廣島》運用的小說技巧,首先是視角。也就是從每個人物的視角來呈現那個人,每個人物的各個段落,都進入那位倖存者的心境,卻沒有直接寫出他們心裡想什麼。這全是透過行動做到的,像是他們遭遇了什麼,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又做了什麼。讀者透過每個人物的眼睛看正在發生的事,就像讀小說時順著某個人物的視角看下去一樣。
其次是小說營造懸念的方法。寫作者把某段情節推到危機即將發生的關頭,然後切到另一個場景,讓讀者想知道後來怎麼了。另一個取自小說的作法,是把敘事涵蓋的時間逐步拉開。開頭幾段把時間壓得很緊,隨著故事往下走,時間的跨度逐漸拉長,節奏也慢下來。希望這樣的節奏能讓人慢慢感到,眼前正展開一段漫長而可怕的未來。後來,那樣的未來也確實到來。
赫西對《廣島》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日前來台灣參加「臺灣作家節」活動的美國記者與非虛構作家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她在台灣出版三部非常受歡迎的非虛構作品《我們最幸福》、《吃佛》與《竹林姊妹》,她也是赫西在耶魯大學的學生。
閱讀她的作品時,一如她的老師,你可以感受小說對她的影響。不論是她在回答提問時說,她工作後會大量閱讀小說,也會在作品中運用小說手法。或者是在以四川藏人居住區阿壩所寫成的《吃佛》,她在書末〈附註〉,寫出每章所參考的大量文獻,其中關於阿壩有許多僧侶自焚,她提到帕慕克的小說《雪》,說這部以土耳其小鎮系列自殺事件為基礎創作的小說,是她寫《吃佛》的靈感來源之一。
在出版《我們最幸福》這部以北韓城市清津為題材的作品後,她參加2010年雪梨作家節。主持人科瓦爾(Ramona Koval)說,《我們最幸福》是非虛構作品中極出色的例子。我們跟著書中人物,看他們怎麼過日子。「德米克透過他們的故事,寫出北韓更大的政治與經濟的故事,讀起來像歐威爾,也像一部令人心痛的驚悚小說。」
德米克說,從年少時期她就很喜歡反烏托邦文學,像是《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與《使女的故事》等,北韓就像是小說變成了現實。她聽離開北韓的「脫北者」,講述他們生活中不同層級的密探,以及他們如何必須步調一致的行進,這些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讓她著迷。
《我們最幸福》曾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決選,在當時對入選者的訪談中,德米克說,赫西當年教學生要為自己的作品找範本,在寫《我們最幸福》時,她的範本就是赫西的《廣島》。
德米克說,寫這本書時,她把《廣島》重讀好幾遍,留意他如何在人物之間切換,同時讓故事繼續往前推進,也留意他對細節的講究,以及他對筆下人物的尊重。
當時對她最困難的是,她想寫一本嚴格遵守非虛構原則的書,但同時也必須保護受訪者留在北韓的家屬。如果這本書是小說,寫起來就比較容易,因為她可以把幾個人合成一個人物,這樣也許就能多寫一些關於這些人物的事。但是她在《費城詢問報》的入職訓練裡,就已經被告誡,如果潤飾引述內容,或創造合成人物,就會被打入某個專為記者準備的地獄。
非虛構作品必須忠於事實,但如果不能身歷其境,又該如何重建現場?在雪梨作家節,科瓦爾曾問她一個問題,她從來沒去過清津,但是當她描繪那個車站時,卻讓人好像可以看見那個車站,也可以想像那些情景,她是怎麼做到的?
德米克說,清津是北韓管制最嚴的城市,能找到的照片屈指可數。1980年代曾有日本遊客獲准進入清津,她就請人在日本尋找這些照片。也有個人權團體,有時會把相機送進北韓,交給北韓的人拍攝,再偷偷把照片帶出來。
後來 Google Earth也派上用場,她請受訪者從影像中核對路線,也常常請他們畫圖給她,用這些方式重建那個她無法到達的城市。
德米克希望嚴格遵守非虛構寫作的原則,與赫西的教誨一致。赫西被稱為新新聞主義先驅,但後來一些新新聞主義作品卻讓他惱火。於是,他在《耶魯評論》發表一篇文章〈執照上的註明〉(The Legend on the License),他認為新聞寫作有一個神聖規範,作者不能杜撰,因此是時候要重新畫出新聞報導和小說之間的界線。
他在接受迪訪問時說明,自己很早就把小說手法運用在報導裡,也有很多人這樣做,這場運動有它的道理,也拓寬了新聞寫作的可能性。當時主要的變化在於,記者讓讀者更容易設身處地理解筆下的人物與事件。
但是,赫西說,後來有兩件事敗壞了新新聞主義。一是,小說手法引誘一些寫作者越過界線,對自己的非虛構作品加以潤飾,到了憑空編造的地步。其次,從小說移入新聞報導的敘事聲音,越來越清楚可聞。在小說裡潛藏於文字表層之下的主觀成分,到了新聞報導裡卻浮上表面。記者本人竟比他所寫的事件更重要了。
在非虛構作品中,作者的「我」是否出現?應該出現多少?有時是題材所需,有時則是一種選擇。
德米克在訪談時說,她在《我們最幸福》與《吃佛》中,可以試著讓自己不存在,因為事件發生之時她的確不在那裡。但是《竹林姊妹》有些部分她親身參與,所以她也無法迴避「我」的出現。
赫西過去在報導中,希望可以消除記者的中介。但是在另一記述1967年底特律種族衝突的非虛構作品《阿爾及爾汽車旅館事件》(The Algiers Motel Incident),赫西卻以相當顯眼的方式,讓自己進入敘事。迪問他,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赫西說,艾里森的小說《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主旨就是白人拒絕看見黑人。他不願在這件事上視而不見,也不能容許自己視而不見,所以他想:「我得公開站出來。」
赫西也認為,無論你多努力想從作品裡消失,新聞報導總會有某種中介作用,即使你從1000項事實裡挑出999項,你自己的偏見就已經起作用了。
寫《阿爾及爾汽車旅館事件》時,他察覺到自己也有偏見,這讓他很不安,因為他原以為自己在這方面沒問題。因此,他覺得必須把這些偏見說出來,得把它們公開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