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明謹：抽走的不只是血　更抽走對體育競技體系的信任

近來最熱門的「體育新聞」，絕對是師大女足抽血事件，在違反受試者意願、非醫療人員進行抽血、受試費用挪用為球隊使用等等，在刑法上可能構成了強制罪、傷害罪、侵占罪等罪責，其研究結果也可能因不符學術倫理，成為一紙空談，師大對這件事的處置不當，對違法犯紀的教練輕輕放下，造成校譽的嚴重傷害。

這些刑事、行政責任當然應該追究，但是更令體育人擔心的，其實是這個事件突顯出台灣目前的運動競技環境極端不正常，抽血事件顯示的僅僅是冰山一角，更多不可聞問的醜事其實每天都在不斷發生。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台灣到處都有抽血事件的發生，而是「違反球員的意願，命令他們做無義務之事」，這樣的場景，幾乎是台灣運動圈的常態，以此次出事的師大女足隊為例，周台英老師的爭議事件不只一樁，她強勢的教學作風也不是一天兩天，過去對於球員接近霸凌的嚴格管控，圈內眾所周知，只是程度不如這次的抽血事件來得令人震驚而已。

說來諷刺，過去足壇對於周台英老師的推崇與尊敬，很可能就是令她犯下如此大錯的主因，因為沒人敢質疑她在足球領域上的成就，因為沒人敢挑戰她在足球教學上的手段，因為沒人敢對她的行為做出建言，最終是釀成大錯。

其實在競技體育的領域，學生被教練「要求」參與各種身體研究，不是什麼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畢竟這些頂尖運動員的身體狀態，就是最好的測試品，出色的體能、規律的生活、服從的態度，一個個都像是品質良好的白老鼠。

這些選手多半出自台灣獨特的「體育班」制度，從小就受到集中管理，集體生活、集體行動，教練就是他們的舍監、就是他們的管家，同時也是他們的父母。

許多選手跟隊友、教練的相處時間，遠比與自己的家人相處時間更長，生活上也彼此依賴，形成一個封閉的生物環境，對許多選手而言，成長歷程中大部份的指導來自教練，也形成一種「教練說的就是對的」的服從態度。

同時因為體育班的分班制度，讓這些選手缺乏與一般學生同樣的機會，跟整個社會接觸，在運動以外的學科，無法跟一般學生一起學習，往往導致體育班學生的常識、技能、社交能力，普遍低於一般學生。

以這次出面指控抽血行為的簡姓同學為例，她是在大二時因為練球壓力過大，選擇到英國打工留學，希望暫時放鬆自己的心情，在英國碰到當地的足球員，他們對於她在球隊必須每天抽血的經歷感到驚訝，她才發現這種行為可能是違法的。

基本生活能力低下、生活不自由、人際網路封閉、缺乏基礎常識，變成了許多體育班學生的標準配置，或許這在運動技能的訓練上，對他們有所幫助，但造成的危險卻遠遠大於這些利益。

另外一方面，這些體育特長學生，能夠進到所屬的學校或科系，憑藉的當然是自己的運動專長，而這條道路在台灣的學制下，是很難轉換的，在美國，雖然你憑藉著運動專長，進入到大學，選手依舊是分散在經濟系、文學系、物理系等等不同的系所之中，而不是進入籃球系、棒球系、足球系（法律上無此類名稱，但競技系的分科就結果而言，就是如此）。

抽血事件只是因為涉及侵入人體的實驗，看起來格外令人驚悚，所以造成龐大的輿論壓力，但是在這種不健康的環境之中，其他教練霸凌操控選手的情事，恐怕不會只有一樁，學生必須幫教練搬家，幫忙處理個人雜務，比賽獎金回捐等等行為，同樣不合理。

日本的體育專長學生也是平均的分配在不同班級之中，平時與一般學生一起上、下課，學習一樣的內容，只有在課後的練習，才跟同專長的選手一起訓練。

很多人以為這樣的訓練方式，是讓台灣在運動場上取得成績的關鍵，但事實是，不採行這套軍事集中管理的美、日或其他先進西方國家，運動領域的表現遠比台灣更加出色。

這樣的道路就形成另一個抽血案發生的關鍵，就是學生的出路，完全取決於他所選擇的運動專項，幾乎沒有第二個選擇，這也成為教練拿來威脅選手的最佳手段，因為只要你離開了原本的環境，你沒有其他能力，當你的「足球生涯」被拿來當做脅迫工具時，你的選擇就是沒有選擇。

我們回過頭來看師大女足這幾年的抽血事件，除選手的權益受損、師大的學術威信遭到質疑之外，對於台灣體壇的傷害是什麼？光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折損的優秀運動員，價值就難以估計。

一名足球選手，大約5、6歲的時候開始觸球，接受基礎練習，到了國小5、6年級，開始選擇足球做為專門訓練項目，到了14、5歲，就可以顯現出是否具有足球方面的潛力，最後經過各種考驗、比賽、測試，終於進入了台灣女足的最高學府臺師大。

這整個過程耗費將近15年，除了父母的支持、選手的努力、國家的資源，球員不能受傷、不能狀態不好、不能有意外事件，最後還要看運氣，不是每個選手都能有機會站上這個舞台，能夠進到師大的女足選手，說是萬中選一也不為過。

然而光是這幾天曝光的名單，就至少有四位師大女足選手，在足球隊的不當霸凌之下，選擇了休學或是退隊，等於是選手浪費了15年的光陰，在足球的領域力爭上游，然後在達到目標的那一刻，就斷送了自己的前途。

這次事件讓有心讓孩子參與運動的家長產生疑慮，讓師大的校譽受損，可能連帶影響日後女足隊招生，出來吹哨的選手將來幾乎不可能繼續參與足球運動，還在球隊中的選手擔心受怕惶惶不可終日，有潛力的年輕選手對師大望之卻步，這一針扎下去，形成三輸的局面。

學術倫理與刑事調查，就讓它照著應有的程序走，但是如何彌補這個巨大的傷口，絕對是當務之急，首先是師大必須誠實面對在這個過程中所犯下的錯誤，甚至主動清查其他項目是否有類似的權勢罷凌或是不當對待，不單單只是抽血實驗，所有對學生不合理的要求，都應該予以導正。

其次是要啟動現有學生的輔導，同時設立獨立公正的申訴管道，讓現有的球員可以安心練球，一但在訓練上、課業上、生活上，因為此次事件導致紛擾，必須有人能夠為學生扛起壓力，共同面對。

對於即將入學的大一選手，校方更應該舉辦完整的講座及公聽會，教育學生不要忍受不合理的對待，保持未來溝通管道的暢通，重新鼓舞新入校選手的士氣。

唯有如此，台灣的大學競技運動形象，才有可能在這次重大的傷害下，得到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