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民進黨從這場失敗的罷免行動裡看到什麼?
罷團是來自基層的公民行動,不是黨的輔選單位,更不是幫政黨補考民意的臨時動員部隊。袁維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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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民進黨從這場失敗的罷免行動裡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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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8 06:00:00

阮元文/前政治工作者
7月26日的大罷免投票落幕,全數未過門檻,宣告「全民監督國會」的第一波政治實驗暫時告敗。這場原本應是對國會暴力的集體問責,卻在關鍵時刻暴露出政治責任的荒謬錯位。

一、失敗的罷免,不等於失敗的公民行動

雖然罷免案未能跨過門檻,但若以「發起自基層民眾、號召超過百萬人返鄉投票」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極具能量的民間動員。回顧近年台灣政治史,極少有非政黨主導的投票行動能在非選舉年引發如此規模的社會參與與公共討論。
這是一場輸了選票,卻贏得民主意識的練習。它測出的不是勝負,而是社會對「國會淪為鬥毆場與交易所」的忍耐極限。

二、立委罷免,議員補位:責任錯位的政治荒謬

這場行動原本針對的,是國會濫權與程序崩壞;應該挺身而出的,理應是立委們。然而從頭到尾,真正走上街頭、參與說明會、面對第一線質疑與罵聲的,反而是民進黨的地方議員——那些原本並不在此場戰役範圍之內的人。
政黨中央與立法院黨團起初大多選擇低調,甚至刻意與罷免保持距離。罷免不成,他們得以自保;但正因如此,黨內基層士氣明顯受損,民眾也更加困惑:當選區內百姓願意冒著風雨、請假返鄉,只為投下這一票,為什麼最該發聲的立委們卻選擇噤聲?
這種錯位,不只是政治技術的算計,更是民進黨當前治理思維的真實寫照——社會運動被當成一次性外包專案,基層動能被消耗殆盡後,黨中央伺機收割成果;但當風向不穩,那些曾經共享光環的權責者,又往往第一時間劃清界線。

三、是民眾太急,還是政黨太慢?

罷免失敗後,不少民進黨內部聲音將責任歸咎於「節奏太快」、「對立太強」、「怕下次動員力不足」。然而,這些技術性說法,恰恰暴露出一種自我卸責的傾向,也忽略了這場行動真正的政治本質。
這次罷免並非針對個別政見不合的立委,而是對國會結構性失控的強烈回應:藍白聯手架空程序、暴力推案、封鎖言論與資訊自由。面對這樣的憲政危機,若政黨仍在精算選情風險、考慮地方反彈,那民眾當然會開始懷疑:這真的是我們信任的民主守門人嗎?
說穿了,罷團不需要民進黨的檢討報告。罷團是一場來自基層的公民行動,不是黨的輔選單位,更不是幫你們補考民意的臨時動員部隊。這場行動發出的訊號清楚明白:當政黨失語,人民會自己開口;當體制不保,人民會自己站上街頭。
選民不是太急,而是太清醒。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場常規選舉,而是一場對權力傲慢的制衡實驗。而民進黨的遲疑與失速,正證明這個政黨在制度內部早已喪失改革的動能與風險承擔的勇氣。

四、民進黨的深層焦慮:一場內部秩序的鏡照

罷免案失利後,民進黨更該焦慮。因為他們並不是靠著自身治理表現贏得民心,而是靠著制度門檻與民間燃燒的熱情延緩崩解。
當年靠社運起家的政黨,如今對自發行動者的支持與理解已降到最低,甚至不願明確表態力挺。面對國民黨刻意釋出「特定人士將選立法院長」等錯假消息,民進黨同樣選擇不主動反擊、不教育社會,寧可冷處理,只為避免「帶風向」或「再引爭議」。這種選擇性的沉默,讓人不禁質疑:民進黨是否早已不再相信群眾能與之並肩同行?
真正的危機不是罷免未過,而是民進黨已經失去了「與社會連動」的反射神經。
當基層行動者一次次為民主出征,而黨中央只選擇在安全時收割榮耀,危機就不只是政治的,而是組織信任的全面崩解。

五、這不是結束,是民主練習的開始

罷免失敗不是終點,而是更長的行動起點。它讓我們看見,一群人願意用行動面對無法預測的結果,也讓我們看清楚,誰在這個社會真正扛起責任,誰在關鍵時刻選擇後退。
對民進黨而言,這場罷免的結果應是一面鏡子,而非一張成績單。若仍想持續獲得民意支持,就必須誠實面對自身的躊躇與退縮,重新校準與社會的關係,勇敢承擔一個政黨應有的責任與風險。
更關鍵的是,那些原地轉身回到自訓團、社區組織、地方連線的罷團志工,沒有散去,而是轉向更深層、更長線的民主耕耘。他們正組織起來,討論未來的議會路線圖、社區倡議模式,甚至開始對政黨資源建立免疫力。
這是一股既不聽命於政黨,也不願再被動等待的世代力量。民進黨準備好與這樣的新生態共存、對話,甚至合作了嗎?還是仍想用舊有的選舉動員邏輯,把他們當成「需要管理的資源」?
罷免也許沒過,但這場練習,已經改變了民主的場地與參與者。下一次,誰缺席、誰上場,人民心裡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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