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在海外大學的東亞研究裡，中國文學與文化是顯學，台灣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但這幾年因爲地緣政治的關係，以及過去許多人努力推動的積累，使得現在台灣文化更受關注，也有更多學生希望了解。
這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在海外推廣台灣文化，除了在書展影展等展會、多國版權銷售捷報，或在海外得獎大放異彩的時刻外，是否應該正視海外大學這個教學現場的重要性？
這是偶然得知在美國教授台灣相關內容，經常遇到教材搜尋不易與不足的窘境時，產生的疑問。
海外大學的重要性是，一般讀者可以選擇讀或不讀，買或不買台灣文學外譯本，但是學生只要上課就必須閱讀和了解。這些學生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未來的身份可能是有傳播能量的學者、文化工作者，即使是從事其他行業，至少他們有這個契機認識台灣文學與電影，這如同一個種子，可以形成他們未來對台灣感到興趣的連結，換言之，這是一個珍貴的土壤。
海外學者需要的教材與搜尋資料庫，台灣也有非常豐富的館藏和整理，現在就是如何連結最後一哩路：海外學者是否知道有此資源，以及如何為他們所用？
比如，臺灣文學館在2012年成立「臺灣文學外譯中心」之後，推動各種外譯規劃。不論是譯者的培訓，建置「臺灣文學外譯房」外譯資料網站平台，以及LiFT（Literature from Taiwan）翻譯出版計劃等。
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這是針對學術研究，影響與受惠者較為「小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海外大學是讓更多人了解台灣文化的重要前哨基地，但可能遇到教材搜尋不易的問題時，也許就明白，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知道並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臺文館與學術的關聯，本來就比較密切。
臺文館的定位是博物館，本就具有研究、典藏、推廣和教育的核心任務。館長陳瑩芳說，博物館的角色是以研究典藏來支撐，所以臺文館有研究員做史料搜集與爬梳，建立台灣文學發展系譜。建立系譜會定錨在哪些是建構台灣文學史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然後透過策展等推廣方法，不論是實體、線上、外譯、改編或跨域，讓大眾知道。
簡單的說，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與學術和產業連結。和必須以商業銷售為考量的台灣外譯出版品相比，可以兼顧較少被關注，卻有重要地位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文化部的翻譯獎助因為顧及海外商業市場需求，所以多為長篇小說，臺文館的LiFT計畫，則以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為主。陳瑩芳說，這樣既可以形成台灣文學海外輸出的完整圖像，在商業上和文化部產業思考也有所交集。
LiFT翻譯出版計畫，本來就是因應外國大學授課需要，編輯委員會也多由各國大學教授組成，且經由海外商業出版社出版，一般讀者也可以購買。從2019年至2024年，在世界各地出版了《臺灣文學讀本》、《臺灣文學史綱》、《記憶與夢幻：臺灣短篇小說選集》、《臺灣同志文學讀本》、《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等近三十部出版品，涵蓋英法德日捷克波蘭等語種。
陳瑩芳說，每一主題從成立編輯委員會開始，通過企劃、編選、翻譯與出版，都會捲動許多人才投入，使得更多人接觸台灣文學。比如《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所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是由政大歐語系教授徐安妮，連結到德國梅茵茲大學、波昂大學、慕尼黑科技大學出版社等學術資源，也推動這些學校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但是，臺文館有這麼多外譯成果，購買也很方便，有些在亞馬遜就可以買到；「臺灣文學外譯房」目前也登錄了一千多筆資料，供海內外研究者查詢。這樣有用的資源，如何透過管道讓更多海外學者知道？這是未來可以著力的地方。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的柏蘭芝說，在海外教學時，授課主題和是否有外譯本經常互有影響。有時你想教某位小說家的作品，比如呂赫若，但你想選的小說沒有英譯本，只好改選他其他有英譯的作品。而在查詢是否有英譯本時，他們經常使用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心建立的搜尋網站，臺文館的「臺灣文學外譯房」其實更契合學者對台灣文學外譯內容搜尋的需求，值得廣為宣傳。
除了英譯本之外，也不能忽略外國學生對中文教材的需求。臺文館LiFT的讀本，很多是短篇小說與詩歌，這或許是因應海外教學的需要，但是中文的短篇選集，不僅是文學也包含非虛構作品，對外國學生也同等重要。如果有實體或電子書可以推薦學生購買也罷，但不是所有教材都仍在市面上流通。柏蘭芝形容，每個學期開始，都會出現一個的景觀，就是老師們開始動手掃描，在版權許可範圍內，將教材發給學生。
不過，相較台灣文學外譯作品，雖說不足但其實也不少，台灣電影教材取得就更為困難。台灣經典電影，有些老的CD大多絕版，畫質差，且英文翻譯有問題。在電影資料館時期，曾出過台灣電影的全集，但無法單集購買，且學生現在也少用CD播放機。
柏蘭芝說，在海外若要以台灣電影為教材時，需要的是有英譯，以及最好有串流。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有很多修復的老電影，但沒有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也無法推薦給學生。像她授課想使用《兒子的大玩偶》、《香蕉天堂》作為教材，因為找不到可使用的來源，也只好放棄。
但是像屏東市政府拍攝的紀錄片《社頂的孩子：羅妹號事件紀錄片》，因為放在YouTube，又有英譯，就可以推薦學生觀賞，也很受學生歡迎。
因為涉及到版權，所以不論是國影中心的館藏，或是許多研究台灣可以作為教材的紀錄片，都未必能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或在海外播映。國影中心的館藏可以銷售給海外圖書館做公播之用，但也不是每部電影都可以授權。
不過為了在海外推廣台灣電影，國影中心有「臺灣電影工具箱」計劃，提供給海外非營利映演活動。申請者與策展單位，每年可以有五部電影申請額度。而這些電影是國影中心挑選過，符合版權規範的，缺點是品項也有限。
即使如此也勝於無，但「臺灣電影工具箱」的美意，海外學者是否知道呢？國影中心未來會透過駐外使館發送電子報，讓當地學校或文化中心等單位知道。駐外使館應該也是台灣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節點，因為他們除了可以在當地舉行文化活動外，也知道如何連結各種資源。
影視製作人陳昱俐最近到國影中心看了勞勃·阿特曼電影展。她說，以前的老電影，現在看還是覺得很驚人。關於海外大學難以取得台灣經典電影作為教材的困擾，她說，這是雙向的，其實台灣的電影系所學生，要看西方的老電影也不是那麼容易。像他的老師易智言，在學校與工作室上課時，甚至必須自己翻譯電影字幕，如《馬爾他之鷹》，來作為教材。
未來是否可以透過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典藏，來互相交換資源，更有系統的收藏、整理海外的經典電影呢？學術交流應該是無國界的。
她也提到線上觀影的方便性與影響。今年她購買了「2025金穗入圍影片影展通行證」，她說，可以先從線上觀賞入圍影片，是重要的過程，因為看過影片之後，參加頒獎典禮時會更有感。而且2022年就是因為看了金穗獎入圍影片，因此找到她日後製作《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導演。
她認為，國影中心在館藏等建置上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感受到是一群對台灣電影發展脈絡非常了解的人在推動其事。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館藏的基礎上，設置線上平台，讓海外的影迷可以更容易觀賞？國影中心應該是最有能力做這件事的。
不論是台灣文學或電影，海外推廣都是政府努力的目標。如此，正視海外大學校園的重要性，提供學者可使用的教材資源，也許是一個具體且未來會影響深遠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