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治理下的美國正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非常罕見！川普政府以抽成換許可，要求輝達（NVIDIA）與超微（AMD）需將銷售中國市場所得營收的15%繳交給美國政府，以換取半導體出口中國許可；還要求英特爾（Intel）執行長陳立武辭職等一連串事件，川普執政下的美國正走向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美國向來是最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國家。川普卻完全不同於過去歷任美國總統，以超乎常規與想像的手段，對美國經濟和企業進行干預，打破國家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分際線，把政治權力深入滲透到經濟領域。

川普2.0政府開始大舉透過稅收、補貼、法規等手段，將股東權益最大化的單純決策推往國家利益傾斜；同時，政府的手也不遮掩地伸進企業，或公開以公權力干預市場，這些代表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案例至少包括：

在日鐵（Nippon Steel）對美鋼（U.S. Steel）收購案的同意上，川普接受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的意見，要求讓黃金股永久有效。於是，川普透過總統的權力介入美國鋼鐵與日本新日鐵的收購交易，強行持有屬於「總統所有」的美鋼「黃金股」。「黃金股」對公司經營事項擁有一票否決的特權，意即公司經營的重大事項，只要川普不同意都能一票否決。

今年7月10日，美國國防部以4億美元特別股入股美國最大的加州稀土礦商MP Material，成為持股15%的第一大股東。除致力於生產足夠國防與商業所需的稀土外，透過改造為公私合營公司，並且嵌入「一票否決權」設計，未來美國政府還將投資幾十億美元，在美國擴增稀土工廠。

由於稀土是關鍵產業的關鍵材料，且核心原礦和關鍵技術掌握在中國手上，透過注資稀土企業甚或國營化的政府投資行為來主導，而不是像過去任由私人資本來決定，是美國制度與策略的重大轉變。

美國政府也正在主導造船產業的復興。面對中國造船廠佔有74%的全球造船市場，碾壓美國幾近為零的產業荒漠，今年4月9日，川普簽署《恢復美國海事主導地位》（Restoring America’s Maritime Dominance）行政命令，發佈海事行動計畫（Maritime Action Plan），開篇指出：「美國商用船舶建造噸位不足全球總量的1%，大約為0.1%，但中國市佔率已超過全球一半，要導正這項錯誤需引入聯邦力量，從政策、資金、規劃等全方面，來提升美國造船能力。」

由政府成立海事安全信託基金（Maritime Security Trust Fund）和船舶激勵計畫，為美國造船業提供補貼和低息貸款，同時提出「經濟特區」概念，要在美國設立5大海事繁榮區（Maritime Prosperity Zones），推動公共與私營部門投資，在特區內享有免稅和鬆綁管制等措施，重造船業供應鏈，重新確立在全球海事政策中的領導地位

還有，未來可能對競爭國家的船舶，徵收特殊停靠費，比如中國建造的商船停泊美國港口，每次靠泊要加徵最高150萬美元的特殊停泊費。

2024年3月，美國國會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針對TikTok祭出「不賣就禁」法案（《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的應用程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

至今年1月，為化解禁用危機，在川普的介入下，美國搜索引擎初創公司Perplexity AI向字節跳動（Byte Dance）提出方案，在完成首次公開募股（IPO）後，美國政府擁有新公司NewCo最高50%的股份，必須接受完全由美國董事會控制的安排。

不管是對企業祭出美資控制權、政府黃金股一票否決權，以及國營化的措施；或是在造船產業上，從政府補貼、設立經濟特區、力推公私合作，再到徵收特殊停靠費，川普這些以政府主導、強力行政干預手段及振興國家產業的政策，顯見大不同以往的「非典型美國」特色，戰略轉向擁抱「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主導的投資模式，由國家在戰略產業中發揮指導性作用。疊加關稅戰不僅重塑全球價值鏈，還有全球經濟與貿易發生重大的模式轉折——世界各國及企業的競爭力，從「經濟性行為」轉變為「國力競爭行為」。

過去，企業的投資被視為尋求市場或優化供應鏈的經濟性行為，現今則因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策，大舉牽動全球經濟格局的大變動，以及全球地緣政治與的劇烈動盪，正再將舊秩序推導向國力競爭的新秩序。企業的競爭力更受限於母國與美國關稅稅率、關係序列與川普喜好等變量，國家的權重對企業的競爭力影響更廣、更深也更大，母國這條臍帶更加決定其本土企業的命運。在深度綁定下，國家和市場、政府與企業成為生命共同體。

美國切換中的「國家資本主義」進程，將不再是單純的市場博弈或經濟行為，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能力、資源、話語權的現實較量。

另外，在川普2.0政府擴大干預經濟與商業，國家利益優先於企業利益，而政治利益又在國家利益之上。企業與政府的博弈規則亦是大變革，在小政府變身為大政府的進行式中，權力的張力與魔法已升級，並將企業與市場降級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更加分離，在新賽道上益加不對稱，也更添加不確定性。

首先，當政府政策傾斜或支持某產業與企業，該產業與企業的關係更緊密、加分而獲利，這些贏家往往是國家戰略扶持的產業與企業；相反的，不受政府重視或犧牲的產業與企業，政企的關係更形疏離，如同早損產業的失去競爭力而沒落。

其次，企業所要面對的是雙重不對稱性與不確定性。除了國內政府層面之外，還需面對國際乃至全球巿場層級。換句話說，企業不再只是某一市場的風險波動，而是如何在全球政經秩序持續重構中，與國家如何共同面對美國政府與市場的搏鬥，以及與世界各國新的不對稱競爭下，一場如何生存、應變與戰略選擇的新挑戰。

當美國政府將市場作為權力的工具及武器，國家迫切面對的，不只是制裁與關稅，而是制度性的大變革。當「國家資本主義」成為美國政經發展模式的新常態，「大政府」或有機會成為流行可能，但仍待觀察；不過，對「大有為的政府」的期待是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