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嵐／資深司法記者
新竹市長高虹安涉詐領助理費貪污案，高院114年12月16日改判貪污部分無罪，無罪的關鍵理由是：依立法院法制局函覆指出，公費助理費本質乃「立委補助費性質」，應屬「實質補助，彈性勻用」。判決理由一公開，輿情嘩然，民進黨立委更公開抨擊「立院法制局的函覆公文根本未見實質補助，彈性勻用」等內容，主筆法官郭豫珍更成為眾矢之的；高院行政庭長兼發言人王屏夏坦承，立院法制局函覆未提及「實質補助，彈性勻用」，這是合議庭參考全案相關卷證，基於法律確信，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的立法沿革，作出的認定。
針對高院判決之無罪論證，輿情有一十分特殊現象：幾乎所有的抨擊矛頭都指向主筆（受命）法官郭豫珍，審判長許永煌與陪席法官雷淑雯幾乎成了隱形人，筆者認為，此一特殊現象，是符合這組合議庭的運作實務的。
據「司法內部人」透露，法訓所第28期結業，有「畫家法官」之稱的郭豫珍，在高院的資歷「太資深」了，作風強勢，有人甚至戲稱她是「慈禧太后」，可說是「獨立審判型法官」─形式上是三位法官合議審判，實質上，許永煌因是由公設辯護人轉任法官，面對郭豫珍的強勢作為，沒有主見，陪席法官雷淑雯更是甩章簽名而已。
關於郭豫珍主筆的高虹安被訴貪污案判決，其貪污無罪認定，是否「與卷內事證不符」─或稱「扭曲卷證」、「曲解卷證」？是否足以構成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的「證據上理由矛盾」違法事由？就前述浮上檯面的資料來看，似乎有七八分可能性，不過，筆者在此不擅自揣測臆斷，反正，答案很快就會揭曉了。
對於郭豫珍主筆的高虹安貪污無罪認定，是否「與卷內事證不符」？」，筆者雖然不便揣測臆斷，不過，早在113年12月31日，她受命主筆審判劉彥霖過失致死案時，即曾犯下「判決認定與卷證資料不符」之違背法令事由，被最高法院審判長劉興浪撤銷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1897號判決），早有「類似誤判前科」可循，她已是「累犯」或「慣犯」，並非「偶犯」而已。
以下，筆者擬再舉3件最高法院指正撤銷發回更審案例，藉以說明「判決認定與卷內事證不符」的「證據上理由矛盾違法事由」，在高院或其分院判決中，雖然還不到俯拾皆是的程度，但卻可說是經常可見的。
壹：高院審判長張惠立、受命法官楊仲農審判鄭育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扭曲卷證，判決認定不依證據
據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起訴意旨，鄭育鑫是涉嫌販賣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罪，台北地院依起訴罪名判處鄭育鑫12年有期徒刑，被告不服上訴，高院審判長張惠立（受命法官楊仲農）改依持有二級毒品罪判刑6月，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林瑞斌於114年7月撤銷高院誤判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2561號判決），現由高院更一審審判中。
高院審判長張惠立改判《鄭案》最為可議的論證，是援引購毒者尤羿智的證詞認定被告鄭育鑫僅成立持有二級毒品罪；可是，據卷證資料顯示，並非如此。
張惠立、楊仲農引述尤羿智/. 證詞：「其係與「小倫」聯繫交易本案毒品咖啡包原料，再由黃炳勳與「小倫」聯繫。」，再據以認定：本案毒品咖啡包原料是尤羿智向不知名身分的「小倫」購買的，「小倫」並非被告鄭育鑫，鄭育鑫於本件毒品交易時不在國內。
可是，卷內事證卻是：據尤羿智的警詢供述，被告鄭育鑫警詢供述，及游凱卉與黃炳勳於第一審證述，尤羿智是自被告鄭育鑫而非「小倫」處取得游凱卉之ＩＭｅｓｓａｇｅ或Ｆａｃｅｔｉｍｅ帳號，再轉知黃炳勳自行與游凱卉聯繫後，取得本案毒品咖啡包原料。而且，黃炳勳並不知有「小倫」之人，遑論與「小倫」聯繫；被告鄭育鑫歷次供述，也從未提及有「小倫」其人。
本案最高法院審判長林瑞斌的發回意旨，也十分有趣：被告歷次陳述復從未提及「小倫」，則本件究竟有無「小倫」其人？原（高院）判決認定被告係受「小倫」委託而持有（毒品），卷內又有何證據可資判斷？
依筆者的解讀，林瑞斌是在質疑：高院審判長張惠立、受命法官楊仲農，你們這份由一審判刑12年改判刑6月的「大放水」判決，除了扭曲卷證之外，是否也有認定事實無需證據嗎？
貳：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陳慧珊、受命法官黃玉齡判決陳渝琁傷害兒童案─告訴人未撤回告訴，逕認已撤回告訴
本件傷害兒童案，被害兒童多達11位，不過，承審法官扭曲卷證審判的被害人僅一位，即甲童，另10位兒童的審判部分，限於篇幅，即省略不贅述。
本案被告陳渝琁（原因陳湘穎）是台中市康乃薾麗喆國際幼兒學校教保員，111年1月25日前某日，在Angel班教室內，徒手毆打兒童甲，致甲童右側手肘挫傷、臀部挫傷、左側大腿挫傷，本案台中地院原依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罪論罪刑，因傷害兒童罪屬於告訴乃論，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陳慧珊、受命法官黃玉齡認定，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已具狀撤回告訴，乃改判傷害甲童部分公訴不受理，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劉興浪於114年7月24日撤銷部分判決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2731號判決）。
本件甲童受傷害，原由甲童之父委請律師具狀提出告訴，但是，在台中地院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因甲童之母具狀撤回告訴，中院承審法官乃函詢甲童之父是否撤回告訴，因未獲得回覆，中院乃仍予論罪科刑。不過，案經上訴台中高分院之後，陳慧珊與黃玉齡在未詳察亦未確定甲童之父是否撤回告訴，即逕行認定告訴人已撤回告訴，改判傷害甲童部分公訴不受理。
陳慧珊與黃玉齡在「公訴不受理」判決中，除了犯了一個「刑事基本功」謬誤，還犯了「扭曲卷證」的「判決認定與卷內資料不符」的謬誤。
就「刑事基本功」部分，被害人法定代理人之告訴權與被害之告訴權，是各自獨立而存在，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而告訴權人為數人時，本得分別行使，是以撤回告訴之主體，應專屬於告訴人本人，僅得自己撤回所提之告訴，尚無由其他告訴權人代為撤回。
以上刑訴法規定，對於職司刑事審判法官而言，應屬於熟得不能再熟的「刑事基本功」，中院承審法官清楚得很，並未犯錯，反而是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陳慧珊與受命法官黃玉齡都搞錯了，還得最高法院在發回要旨中再「教示」一番。
其次，就「扭曲卷證」部分，依卷證資料顯示，具狀撤回告訴的人明明是甲童之母，並非甲童之父，可是，陳慧珊與黃玉齡卻認定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甲童之母根本未具狀告訴，哪是告訴人？又何來撤回告訴？甲童之父根本未曾具狀，何來具狀撤回告訴？陳慧珊與楊仲農如此論證根本是在「張冠李戴」嘛！
參：台中高分院審判長張意聰、受命法官周瑞芬審判林冠廷加重詐欺案─明明有成立調解，卻認定未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
本案事實單純，林冠廷詐欺對象僅兩人，一姓梁，一姓王，台中地院與台中高分院均處兩項詐欺罪，各判判6月，得易科罰金。
本案應屬可以一、二審速判確定的「明案」，豈料，台中高分院審判張意聰與受命法官周瑞芬於114年2月判決本案時，竟然犯了量刑因子與卷證資料不符的「證據上之理由矛盾」謬誤。
依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的科刑資料「犯罪後之態度」，包括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事實審法官在審酌量刑時，對於卷內可供查考的對被告有利的科刑因子，均應審酌，否則，其刑之量定，即失所依據。
以上刑之量定要求，不僅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及刑法第57條、58條有明文規定，在審判實務上，最高法院的闡明要旨，也是汗牛充棟再三提醒，對於職司刑事審判法官而言，這應該也是「刑事基本功」。
可惜，台中高分院審判長張意聰與受命法官周瑞芬於審判時怠忽草率了。被告於審判前4個月，即113年10月7日，已與王姓被害人成立調解，有調解筆錄附卷，可是，對於這份有利於被告科刑審酌因素，張意聰與周瑞芬均未予提示、調查、審酌，即逕行認定：被告迄未與王姓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
乍看，以上的量刑審酌因素與卷證不符（其實已經顛倒了），對被告的判刑影響並不大，反正一審判兩個6月有期徒刑，即使審酌王姓被害人這部分調解因素，能減輕其刑也有限，不過，對被告而言，蚊子腿也是肉，豈可等閒視之？再對司法審判品質而言，此一看似小疏忽之違誤，卻足彰顯出，張意聰與周瑞芬在審判本案時，其量刑調查、辯論程序其實已經「空洞化」、「形式化」了，豈可等閒視之？
肆：余論─再看郭豫珍「曲解卷證」的故意與怠忽跡象
評述上述3案之後，筆者認為，審判實務上所見的扭曲卷證、顛倒卷證等判決不依證據弊病，.有些可能根源於法律素養不足，有些可能源於辦案草率、怠忽審判職責，有些可能是故意為之，其態樣多端，不能一概而論。
令人氣餒的是，對於司法院或法官而言，這些都是審判核心事項，監察院若非碰不得，即是難以究責，媒體或法學者可以評議，卻無法究責（試問：有哪位法官因裁判荒腔走板、離譜烏龍而考績「未達良好」的？），總之，蚊子叮牛角，隨你罵，好官我好-自為之！
回首再觀察郭豫珍主筆的高虹安案貪污無罪論證，是否確如高院發言人王屏夏所說的，是「基於法律確信而為之」？筆者高度存疑。
筆者認為，郭豫珍「曲解卷證」是有意為之，而且，自聲請釋憲時即已露端倪，早有跡象可循；再看近4年前，她受命主辦前台北市議員童仲彥聲請再審案，於裁定駁回時白紙黑字：「議員之公費助理補助費…，並非議員薪資之一部分，更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不能任由議員將其間差額挪作他用，甚至納入私囊。」如今，一百八十度大迴轉，這能說是「基於法律確信而為之」嗎？加上函詢立法院程序亦有可議，立法院法制局該函覆公文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算是鑑定證據嗎？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若有，又能證明什麼？是否在審判程序中，有依法定程序提示、調查、辯論？筆者心中有太多疑惑，單純觀察高院的判決書，仍無法釋疑，只能期待最高法院早日判決，揭露更多卷證資料解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