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忠誠壓倒專業：從張又俠落馬看古今領導者的用人邏輯

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遭到整肅，被指控「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成為新一波軍中清洗的焦點。外界關注的，已不只是個案貪腐或失職，而是這種以「破壞制度」為名的定性，究竟是在彰顯對體制規範的尊崇，還是在進一步強化個人權威與絕對服從。

習近平近年透過大規模反腐與人事整肅，把中央軍委委員從七人清洗到僅剩兩人，且多數接任者缺乏實戰與一線指揮經驗；相對地，具有戰場經驗、熟悉台海軍事的張又俠、劉振立與何衛東等人，相繼被拉下台。

有分析指出，這種「忠誠壓倒專業」的用人邏輯，一方面削弱了解放軍的整體戰力與指揮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決策誤判的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頭看一則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故事——魏文侯與田子方、樂羊之間的互動——反而格外凸顯出另一種截然相反的領導風格。

《說苑》卷八尊賢篇記載，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跟在後頭，行動從容而落在隊伍之後。太子在途中遇見田子方，下車致意，田子方仍安坐車上，只託太子轉告魏文侯在前方等他。太子覺得他態度傲慢，忍不住發問：「到底是貧窮的人可以驕人，還是富貴的人可以驕人？」

田子方回答：「貧窮者可以驕人，富貴者哪裡敢驕人；君主驕人會亡國，大夫驕人會喪家，貧者大不了轉身離去，走到哪裡都一樣貧窮，有什麼好怕的？」

在田子方眼中，真正該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恰恰是握有權力者，而非弱勢者。權位越高，越沒有任性的空間，因為一時的傲慢，不只傷及個人，更可能以亡國喪家的形式，由全體國人共同埋單。站在權力頂端的人，最缺乏的往往不是資源，而是願意聽真話的耳朵。

關鍵在於，魏文侯聽完太子的小報告，反應完全不同於一般權力者的本能。他不是勃然大怒、追究田子方失禮之罪，而是先對太子說：「若不是你，我哪裡有機會聽到賢人的話？」魏文侯慶幸太子把這件事告訴他，不是為了興師問罪，而是讓他有機會看清賢士的性情，也藉此教育太子。

接著，魏文侯以田子方為例，向太子說明所謂的「友士人之功」，自稱從與子方相交，君臣之間愈加親近，百姓愈加歸附，這都是與士人為友的成果。這是因為士人敢言、重義理，能為政治決策提供不同於權力慣性的價值判斷，使國家不至於只剩權術與恐懼統治。

然後，魏文侯又以樂羊為例，說明所謂的「友武之功」，提及自己想要攻打中山國，因賞識樂羊的武功而禮遇這位將領；樂羊接掌兵權後，三年內攻下中山，把戰果獻給魏國。魏文侯不僅完全信任樂羊的軍事判斷，也給出足夠空間，換來的是切實的戰略成果。

在講完「友士」與「友武」之後，魏文侯坦言，自己之所以仍覺不足，是因為尚未遇見一位能以智慧傲視他的賢者；若能找到這樣的人，自己或許就能比肩古之聖王。魏文侯不但不懼怕有人在智識上凌駕自己，反而渴望這樣的人出現，以便督促自己不斷進步。這種態度本身就是進階版的禮賢下士，不只止於招攬賢才，更歡迎賢才的凌厲眼光與嚴苛批判。

如果把視角轉向習近平當前的軍事與用人邏輯，對比就更加明顯。魏文侯要攻中山，選擇的是以禮對待樂羊，因為樂羊有實戰本事，就給予他充分禮遇與信任，讓他以專業換取戰果；三年之後，中山為魏所有，這被視為「友武之功」。

習近平同樣把拿下台灣視為重大戰略目標，但在具體用人上，卻走向與魏文侯相反的方向。一方面，他大力推行軍中反腐與紀律整肅，把包括火箭軍與裝備系統在內的多名上將、中將拉下馬；另一方面，像張又俠這樣具有實戰經驗、在對美與台海事務上扮演關鍵角色的高階將領，也以「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為由遭到調查與清洗。

不少分析認為，張又俠是少數敢對習近平說真話的將領之一，他的落馬，象徵在最高軍事決策圈內，愈來愈只剩懂政治、不敢逆耳的官僚。連同有對台部署經驗的何衛東等人遭整肅，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解放軍在台海議題上將面臨無人可用、無人敢言的局面。

國防與戰略研究機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持續大清洗，一方面削弱了指揮體系的專業性與穩定性，短期內反而降低了解放軍對台動武的能力；另一方面，決策圈失去客觀聲音，卻可能在情勢緊張時放大誤判風險。

如果說魏文侯的智慧，在於透過禮待樂羊、尊重將領專業來換取武功；那麼習近平則是在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與「絕對忠誠」的同時，不斷削弱那些真正懂戰爭、懂台海的將領，使得拿下台灣在軍事上反而愈來愈缺乏可倚賴的專業支柱。從這個角度看，他在文治上排斥前朝官員及敢言的知識份子，在武功上疏遠甚至整肅可用之將，確實是背離了魏文侯「友士之功」、「友武之功」的成功路徑。

在這樣的情境下，與其問習近平還有沒有能力攻佔台灣，不如說他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正透過清洗高階文武官僚，自我消耗原本有限的戰略資產，讓解放軍既更聽話、又更欠缺專業與內部制衡。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不會動武，而是意味著，一旦動武，風險與不確定性將遠高於一個尊重專業、善用宿將的領導人。

這一切又與制度如何被詮釋緊密相關。當代中國官方反覆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指揮權高度集中於軍委主席一人。這在技術層面上，原本可以是一套保障決策效率與責任集中的設計；但在實際政治操作中，它愈來愈被人格化為對習近平個人的絕對看齊，任何不同專業判斷都可能被懷疑是踐踏制度與挑戰領導中心。問題不免浮現：以後所有重大軍事與政治決定，是否都只能等待主席親自發號施令？

與之相對照的是，魏文侯在談「友士」、「友武」時，談的是如何讓賢才的道德判斷與專業能力來制衡自己的盲點。魏文侯的權力同樣集中，但他刻意把自己置於可被批評、可被「以智驕我」的位置，讓國家在制度未必完備的時代，仍有機會靠人之智慧減少錯誤。

當制度被等同於某一個人，批評被等同於破壞制度時，制度就開始空心化。表面上看，紀律更嚴、責任更清；實際上，可供糾錯的空間愈來愈小，可供賢才發揮的舞台愈來愈窄。從這一點看，習近平愈是強調責任制，卻愈是偏離了魏文侯「禮賢下士」與「尊重專業」的治國路線。

在多數組織裡，從來就不缺乏會說好話的人，真正罕見的是那些明知會讓領導者不快，仍願意講出專業判斷與道德憂慮的人。他們可能是對戰略冒進提出預警的將領，是對數據造假提出質疑的幕僚，是對政策風險直言不諱的專家，也是對短視政績提出批評的內部同仁。

從權力者的角度看，他們帶來的是不舒服，卻可以讓領導者多想一步、多驗證一次、多踩煞車幾秒鐘。但從整個國家或組織的角度看，他們提供的是安全閥，是防止「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的最後防線。

魏文侯所渴望的「以智驕我者」，本質上就是這一類人：在明知可能得罪最高權力者的情況下，仍選擇說出必要的真話。他之所以能成為戰國少見的賢君，很大程度上也在於他願意接住這樣的真話，並把它們轉化為治國的資本。

習近平對張又俠等人的整肅，則被不少觀察者視為反向操作：清除那些可能在戰略、作戰或對美、對台互動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敢當面指出風險過高的人，保留的是一批政治上更可靠、卻在戰場與決策上更安靜的將領與文官。從短期看，這或許讓權力更集中、更沒有雜音；從長期看，卻讓整個體制失去減少錯誤決策的內部力量。

魏文侯懂得不以貴驕人，也願意尋找可以在智慧上壓過自己的人，於是透過「友士之功」與「友武之功」匯集傑出的文官與武將，在治國與用兵上同時展現文治與武功。習近平則在反腐與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旗號下，不斷收緊對軍隊與官僚體系的個人控制，排斥乃至整肅那些真正具備戰略與實戰經驗的文武高層，讓共軍在台海問題上同時面臨戰力受損與誤判風險升高的雙重壓力。

從魏文侯的標準看，一個連「友士」、「友武」都做不好，甚至把潛在良將與諫臣視為威脅的領導者，就算在宣傳上再怎麼高喊國家統一，也很難真正穩操勝算。是否具備攻佔台灣的能力，已不只是軍艦、飛彈和兵力的數字問題，更在於他是否願意讓專業與真話存在於決策核心。這一點才是古今之間真正值得比較、也最足以構成批判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