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關稅政策不是煞車　而是變道

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徵收全面關稅。輿論第一時間多以「川普受挫」來解讀，但若從制度運作的長時段觀察，這起事件更像是一場美國治理結構內部張力的集中顯影，不是單純的勝負，而是制度韌性與權力慣性的正面碰撞。

在判決公布後短短3小時，白宮迅速改以《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推出10%的全球臨時關稅。這個看似戲劇化的轉身，其實透露出一個更值得警惕的訊號：在高度政治化的貿易時代，即便司法成功劃出紅線，行政權仍有能力透過「合法替代路徑」的法律變裝維持政策方向。問題不再只是權力是否越界，而是制度能否有效約束政策的累積效應。

一般把最高法院的裁決視為對單邊關稅政策的重大制動，但更精確的說法或許是：高速被迫減速，但車輛並未停下。

IEEPA路徑被封堵，確實重申憲法將徵稅權專屬於國會的基本原則，這對美國分權體制具有象徵性意義。只是，合法的第122條、301條、232條等既有工具武器仍然存在，且行政部門對其適用範圍仍握有相當的解釋空間。

換句話說，最高法院限制的是「最便捷的單邊工具」，但並未根本削弱總統在貿易政策上的操作能力。這種結構性現實，使得本案更像一次政策變道而非真正的煞車。

對全球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棘手的環境：關稅不再是一次性衝擊，而可能演變為持續、分段及法律包裝下的長期壓力。

從法理角度看，最高法院確實成功捍衛了憲政的邊界。但從政策經濟學角度觀察，其即時效果卻相對有限。

首先，已徵關稅可能不會自動退還。裁決只是推翻法律基礎，後續仍需行政細則與個案訴訟逐步處理。這意味著企業短期內難以立即受益，反而必須投入更多資源應對法律的不確定性。

其次，新推出的10%臨時關稅在部分商品上形成疊加壓力，使整體貿易成本未必下降。更關鍵的是，第122條授權本身帶有150天時限，幾乎可以預見未來數月將出現新的政策與訴訟循環。

這種「法律上收縮、政策上延續」的錯位，正是當前美國貿易治理最突出的特徵。

若把時間軸拉長，此案反映的不僅是川普個人的政策風格，而是美國政治經濟結構的一個更深層變化：貿易政策正在從技術官僚領域，全面轉入高強度的國內政治競技場。

過去數十年，美國貿易政策多由跨黨派共識與專業官僚體系主導；如今則愈來愈成為總統權力與政策、動員選民、重塑產業敘事與地緣競爭的工具。在這種背景下，行政部門尋找法律空間以維持強硬姿態，其實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必然性。

這也解釋了為何即使司法設下界線，政策方向仍難逆轉，因為驅動力量已從不只是總統的偏好，也轉為更廣泛的政治結構需求。

外界往往關注關稅稅率本身，但對全球經濟而言，更深層的風險其實是「規則穩定性的侵蝕」。

當一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貿易政策，需要頻繁在不同法律授權間切換時，企業面對的就不只是成本問題，而是預期失錨。供應鏈投資是長周期決策，但政策訊號卻愈來愈短期的周期化，兩者之間的時間錯配正在擴大。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企業加速推動「區域分散」與「友岸外包」。它們未必完全出於關稅壓力，而是對政策可預測性下降的理性回應。

對台灣而言，情勢尤為複雜。一方面，美國市場仍具高度吸引力；另一方面，關稅與產業政策的政治化，意味著投資、供應鏈承諾與協議一旦合議，回旋空間有限。即使名目稅率出現調整，結構性壓力未必同步緩解。

從美國內部看，這次裁決確實展現了憲政體制仍具自我修復能力。最高法院願意在高度政治敏感議題上劃出紅線，本身就是制度韌性的體現。

但真正的考驗其實在後面。

若行政部門持續透過不同法律工具維持關稅壓力，而國會又難以形成穩定共識，美國貿易政策可能長期處於「半受限、半可變」的灰色地帶。這種狀態不會立即引發制度危機，卻會慢慢侵蝕政策信譽與國際信任。

歷史上，大國影響力的流失往往不是來自單一錯誤決策，而是來自可預測性的逐步下降。

從表面看，這是一場圍繞關稅授權的法律攻防；但從更深層觀察，它其實揭示了一個更重要的時代問題：當國內政治壓力持續推動貿易工具武器化，任何單一司法裁決，都難以徹底逆轉政策慣性。

美國最高法院畫出了權力邊界，卻無法消除政治動能；白宮找到了替代的工具，卻也無法恢復過去的政策確定性。

未來全球經濟面對的，或許不再是單次關稅衝擊，而是一種更持久的「制度性波動」。在這種新常態下，真正具有競爭力的，不只是成本最低的供應鏈，而是能夠在高度政策不確定環境中保持彈性的經濟體。

這場判決震起的風波餘震，才剛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