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爾德／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本文轉載自《思想坦克》
1971年11月的《大學雜誌》刊出了以下這封信：
敬愛的史衛茲勒博士
謝謝你在1971年10月18日來信裡給我的建議。
你接受我作為助理兼研究生，我極為感激。可是，恐怕我已經沒有這份榮幸能在你的指導下完成學業來了。
你必須知道，我的國家或將面臨一項鉅大的變革──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在這個岌岌可危的時代，我自認為無法擺脫對我的家庭、我的國家及人民的責任。中國書生的傳統是堂堂正正，無愧天地的一個人。縱使我力量在鉅變的時代裡為微小，我也願意接受這個傳統並為此有所犧牲。
我為自己不能在你的指導下繼續攻讀而感到遺憾，我願意放棄你給我的獎學金名額，以讓給別的申請者。
最後，謝謝你以及貴系系主任一再的指導。並預祝你在學問上能有更大的成就。
一個覺醒青年的時代抉擇
1971年10月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隔月的《大學雜誌》刊出了這一封原為英文信的中譯本。信末署名是「王杏慶」。這位台灣大學森林系研究所學生，申請到了美國密西西比大學研究所一年1800美金的獎學金，但他決定放棄這個機會共赴國難，他說：「我的抉擇足以代表一個覺醒了的青年『與其作為高級的世界奴隷，不如作個卑微的中國主人』的堅定信念。我堅決的認為， 未來的歷史所要求我們的，也是我們應該要求歷史的權利和責任。」
王杏慶的選擇立刻被媒體形塑為「青年覺醒」代表，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教育部羅雲平接見他。他向蔣經國建言政治革新，蔣經國則回應，政府根據輕重緩急，一步一步的在做。
在成為「覺青代表」之前，王杏慶已經是台大校園中保釣運動的要角。他並沒有像同時代的馬英九，靠著保釣光環加持添亮成為黨內革新派、在體制內平步青雲；也沒有像較年長些的許信良、張俊宏等人，藉著《大學雜誌》搭上蔣經國改革列車。王杏慶幾年後曾經寫了一篇長文〈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批判《大學雜誌》知識份子集團「由於其自由主義者之格局，因而在其個別的後繼演變中，或僅圖『一身家謀』，或僅為一己權力慾望著想，為中國前途言，實堪惋惜。」
不同於國民黨青年菁英認同開明專制的蔣經國路線，也不同於《大學雜誌》的自由主義路線，王杏慶選擇的是另一條路：一條左傾、反帝國主義的路。王杏慶的選擇和他的出身背景有關。
祖籍江蘇無錫，1945年出生在戰亂中的四川，父親是個低階空軍士官，來台後一家居住在台南眷村。他的社會位階等於是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最低階。父親在1950年代中期就過世，家境更艱難。王杏慶提起小時候母親為了家計，幫成大學生洗衣服，費用以人頭計，但大學生卻會欺侮清苦勞動者，兩三個同學的衣物混裝成一人份送洗、佔他母親的便宜。雖然出身眷村，但在南部下層社會低階求生存，王杏慶也練就了流利台語。他曾自許是「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外省人」。
也許是因為身上的江南血緣，讓王杏慶有著纖細敏感的個性。1970年念森林研所的王杏慶出了一本文學雜記《伊底帕斯王的悲劇》，書中的簡介描繪著他年輕時的形象：
小個子，戴付眼鏡，頭髮常常忘了理，喜歡躺臥在台大校園的草坪上，這樣子渡過了他四年的大學生活，是當年台大所謂「才子群」的一員。所謂才子也者，思想敏捷，好學深思，吊兒郎當，窩窩囊囊，好談問題，下筆流利。
大學時代的王杏慶，和蘇慶黎、王曉波、邱立本以及唸師大的王拓（王紘久）等人成了好友。據蘇慶黎回憶，他們這個小幫派私下討論著怎麼樣反抗國民黨。而這些人情誼也延續走出大學校門，蘇慶黎辦了《夏潮》雜誌，這群人也成了反國民黨力量中的統左一支。
離出了校園的王杏慶，自己斷了出洋留學的路而終身走上煉字之旅。大學時代就一直靠寫稿翻譯半工半讀，畢業後當上記者，先在小報館、再跳到了大報《中國時報》。那時候《中時》老板余紀中刻意拔擢年輕人，以周天瑞為核心、找來了王杏慶、江春男以及稍晚的王健壯，這幾個人也在十多年後一起創辦了《新新聞》。
在《中國時報》當記者期間，他經歷了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林宅血案發生時，擔任專欄組主任的王杏慶寫了一篇不掛名報導稱，林義雄之女林奐均在醫院中說：「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這個新聞引起軒然大波，黨國也依此把矛頭指向澳洲學者家博（Bruce Jacobs）。 其實王杏慶當時並不大想發這個新聞，但余紀忠卻硬是要他發；新聞發出去後王杏慶還失蹤數日，依據很早到命案現場的江春男之說法，「余紀忠以為王杏慶洩漏台獨的機密，所以被台獨幹掉。」後來證實這則新聞並不正確，但當時到底是王杏慶誤聽傳言（江春男否認是他說的）、還是在報老板要求下寫作的？還是一個謎。
之後美洲中國時報創辦，王杏慶擔任台北編輯部的總編輯。在《中時》擔任記者期間，他持續以「南方朔」、「南民」或其他筆名為《夏潮》等黨外刊物寫稿。1980年代初王杏慶寫作創造力旺盛，犀利地批判台灣社會、解構國民黨黨國體制，提出「國民黨無望論」。1986年他加入《前進》雜誌擔任總主筆，期間以「南民」為筆名寫作許多重量級的專題剖析黨國體制。他也是林正杰「為司法送終」遊行的重要軍師，這一系列抗爭衝出的氣勢與社會氛圍，是促成民進黨928組黨的關鍵之一。
引入「民間社會」概念，深刻影響時潮
也正是在1980年代初期，王杏慶引入「民間社會」這個概念來對抗黨國體制；這種思考方向對那一代年輕學子影響很大。他也經常接受各大學社團邀請演說，與學生交流。王杏慶雖然思想敏捷、下筆流利，但並非口才便給、甚至有點口吃。不過在面對年輕人時，非常真誠慷慨、呵護他們、不吝讚許。在那個時代，校園中學生已經不耐黨國的陳腐，期待尋找新的方向指引；但校園中師長輩多溫吞保守，反倒是校園外兩支巨笔成了年輕學子的導師──一是南方朔，另一個是杭之。
杭之就是前《美麗島》雜誌總編輯陳忠信出獄後用的筆名。南方朔與杭之也是惺惺相惜的好友，這兩個非學院派的思想家被稱「民間學者」，為那時刻正在破繭中的台灣社會提供嚴肅、深刻的探索、批判。王杏慶離開台大森林研究所，後來再進入文化學院實業計畫研究所就讀，但並未拿到博士學位。日後江迅（郭正亮）在《南方》出版為南方朔出書，作者簡介還虧他是「終身國家博士候選人」。
為什麼取筆名「南方朔 」？他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的自序中寫道：
近兩三年來，藉著「南方朔 」這個名字將自己「隱藏」了起來。託身於「南方朔」這個名字，純粹是一種即興的偶然，沒有任何的動機，自亦不想隱瞞什麼──對一個縱使並非一無所有，但亦所有微渺的人，還有什麼可以隱暪的？
他還說：
由於「南方朔」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的進步主義者。因此，在見到學院愈見與社會隔離，而且僵固保守，既不見樹又不見村的情景，自然成為一個學院的輕視者。
成為《新新聞》創辦人之一
1987年3月《新新聞》周刊創立，當時被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形容為「四君子辦報」。最早組合是周天瑞、江春男（司馬文武）、王杏慶（南方朔）和胡鴻仁，幾期之後王健壯才加入。王杏慶從街頭政治運動重新回到輿論戰場，擔任總主筆。身為「前WWW時代」的文字工作者，他的工作方式是純「家庭手工業」。每天進辦公室就開始例行的讀報、剪報工作，迅速流覽訂閱的多份海外媒體，並用美工刀把重要資訊裁切下來，做為寫作材料。做為一個工作紀律非常高的寫作者，即使不會用電腦卻永遠掌握最新資訊，而且寫作速度與產量驚人。除了《新新聞》上的文章，加上其他在海內外各媒體發表論述，一周一萬字習以為常。
王杏慶也花大筆錢投資在英文書籍，透過美國的好友許達然等人取得最新的出版品。他海量閱讀，雖然不像學院規範下學者有較嚴謹的理論體系，卻能敏銳接收到有意義的新知趨勢，快速轉譯介紹給國內求知若渴的讀者。也因為他的博覽群書籍、論述等身，常被親近的朋友同事與後輩稱為「大師」。在那個還沒有谷歌、更沒有AI的時代，「大師」為台灣新知傳播做出重要貢獻。
《新新聞》幾個創辦人雖然是當年《中國時報》老同事，但彼此政治立場並不一致。王杏慶與《夏潮》系統契合，在一些新聞判斷上往往與更本土立場的司馬文武相左，做為總主筆撰寫的社論對獨派不免較嚴苛。王杏慶一九八一年還寫過一本《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還是由總政戰部出版，因此也引來獨派批判。其實這本反台獨的書論述算是嚴謹的，並非黨國慣用的謾罵，但它還是把台灣獨立運動視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怪胎」，他在書中說：「台灣民主的道路還很長得很 ，中國的民主道路更是遙遠，可是它有一個起點，那就是讓我們說：『台灣獨立再見！』」
不過到了晚年，王杏慶統派色彩幾乎已去除殆盡，台灣本位立場越來越鮮明。2012年總統大選前他力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並批判當時總統、也是他大學時代就熟識的老友馬英九是缺乏核心價值的「恐懼販子」，只會不斷拿阿扁當提款機，不斷用北京恐嚇台灣人民。
愛文藝更勝於政論
年輕時代的王杏慶不只是愛國憤青也是文藝少年；到了上個世紀末，他也花更多精力在文化議題寫作而非政治評論，「南方朔」也成了當時台灣重要的文化導師，參與各式文化組織、基金會；每年諾貝爾文學奬公布那晚，總是有媒體已預約好他的快筆評介；他仿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薩菲爾（William Safire）的「語言」專欄，以批判性的說文解字創作一系列精彩作品。
長期陪伴著王杏慶長時間閱讀、高強度寫作的，是一包接一包的長壽煙；他也幾乎不運動。前幾年中風找上了門，復原後寫作大幅減少；到了去年身體情況惡化、認知困難；今年6月9日辭世，享壽78。
感謝王杏慶，20世紀末的台灣因為您這位「無可救藥的、樂觀的進步主義者」，為我們在黑濛濛的校園、政壇與文化圈放火，讓我們也得以樂觀地向前行、跟著你摧枯拉朽，走進新世紀。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