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宋國誠觀點》（Blog）版主，最近著作《圍堵中國》，2026
202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11月在巴西的貝倫(Belém)舉行。儘管大會提出「急迫的生存威脅」(Survival Threat)，主張設立熱帶雨林保護和具強制力的金融補償機制，但國際評論普遍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略自私」依然讓全球氣候問題處於危險的邊緣。
依據台灣《經濟日報》報導，異常強烈的聖嬰現象(El Nino)，可能在2026下半年成形，並與美伊戰爭導致的肥料短缺形成雙面夾擊，進而加深全球糧食短缺的危機。科學家警告，聖嬰現象可能在未來數月形成，美國專家估計10月至12月間，「強烈天候事件」發生機率將達到1/3。歐洲氣象模型甚至顯示，威力極強的「超級聖嬰現象」發生機率比美國科學家預測還要高。這些警告一再證明，全球已經進入氣候災難的軌道上。
一，氣候政策的倒退與遲緩
2026年，全球政治與氣候變遷之間正面臨最劇烈的「斷裂點」，我稱之為「綠色反彈」(Green Backlash)。這不只是單純的遲緩，而是一場關於資源分配、主權與經濟生存權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全球右翼」的崛起，已對氣候行動產生的三種「轉型式阻礙」。
1，「能源主權」取代「減碳義務」
在美國總統川普2020年正式宣布退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與《巴黎協定》之後，應對氣候變遷的基調，已從「共同責任」轉向「國家優先」。
右翼政府普遍將「氣候危機」壓縮在「國家能力」之下，將「廉價能源」(石化燃料)視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謂「右翼氣候正義者」認為，過快的脫碳政策是「左翼精英的奢侈品」，會削弱本土製造業與競爭能力。美國與部分東歐國家(如塞爾維亞、匈牙利)開始重啟或擴張化石燃料開採，並將此美名為「釋放美國/民族能量」，直接衝擊了全球2030年的全球減碳目標。
2，「生活成本」引發民粹抵抗
在歐洲，極右翼政黨，例如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利用通膨與高電價，成功地將氣候政策塑造成「對窮人的徵稅」。在一群「氣候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多國家被迫延後「內燃機汽車禁令」或削減對熱泵、電動車的補貼，從而阻礙了綠色能源開發的進程。為了贏得選票，右派政黨經常把應對氣候政策描繪成「生活方式的剝奪」，進而引發民眾的反感。
當能源的清潔轉型導致電價上漲、油價飆升或必須更換昂貴的電動車時，中低收入族群會感到被「政策懲罰」。許多選民認為綠色政策是「都市精英」制定的偏好，但卻讓農民(如歐洲農民抗議限制氮肥)或藍領工人(如內燃機工廠倒閉)承擔代價。
3，碳疲勞
近年來，選民對於「2050淨零」的宏大敘事感到疲勞，轉而支持承諾「保證能源價格穩定」與「廢除碳稅」的候選人。這導致氣候政策從「積極進攻」轉為「消極防禦」。這種「反綠政治」直接導致各國對「減碳承諾」的猶豫和忌諱。
4，「科技實用主義」的替代
為了折衷，右翼勢力並非完全否定氣候變化，而是轉向「選擇性環保」。他們偏好技術改良而非限制，例如拒絕「行為限制」(如限制肉食、減少飛行)等等，而是支持「清潔核能」(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與AI優化電網。
另一方面，由於「碳關稅」概念的興起，右翼政府傾向於將氣候政策與對抗特定國家(如中國)的技術依賴掛鉤，這就是「碳武器化」(weaponisation of carbon)，利用「碳關稅」作為貿易戰工具，而非純粹的環境保護。
二，氣候政策的破碎化
全球不再有統一的氣候政策進度表，而是各國依據自身利益「挑選」減碳項目。由於預期減緩(Mitigation)將面臨失敗，氣候投資正大量轉向「氣候調適」(Adaptation)─修築更高的海堤、研發耐旱作物，而非減少排碳。
1，「氣候減緩」(Climate Mitigation)的失敗
氣候減緩主要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以吸收二氧化碳、從化石燃料轉向太陽能、風能、核能，以及節能政策、大規模植樹造林、發展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等等。但這些政策已經面臨失敗。
各國開始意識到，全球升溫突破1.50 C的門檻幾乎已不可避免。既然無法完全阻止災難發生，氣候投資資金開始大量轉向「如何與災難共存」。例如不再討論如何減碳，轉而討論如何加高海堤、研發耐鹽鹼作物、興建抗極端氣候的基礎設施等等。
2，氣候孤立主義的形成
「氣候孤立主義」(Climate Isolationism)是全球氣候政治舞台上一個破壞性的概念，它標誌著自1992年《里約宣言》以來，全球集體應對氣候變遷的模式趨於瓦解。「氣候孤立主義」是指一個國家(通常是大國)放棄全球協作與共同減碳義務，轉而採取以「國家安全、能源自給、邊境防禦」為核心的排他性氣候策略。
在氣候孤立主義下，氣候變遷不再被視為需要全球共同解決的「普世公害」，而被視為一種「國家威脅」，從人類命運的「集體利益」轉向「國家自保」。例如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停止向「全球氣候基金」(GCF)撥款，認為援助發展中國家減碳是「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
極端的氣候孤立主義甚至認為，為了達成全球減碳目標而限制本國能源開發，是「自我閹割」的行為，這就導致資金從全球減排轉向本國的硬體防禦。他們主張，大規模開採本國油氣以降低通膨，只要本國能忍受升溫帶來的災害(透過強大的經濟與基礎設施)，就沒必要為了全球降溫而犧牲工業增長。於是，作為全球義務的氣候政策變成各國自作主張的能源政策。
3，氣候武器化
在氣候孤立主義之下，「碳減排」變成了「碳武器」，也就是把環保轉化為保護主義的工具。例如構築「綠色壁壘」，利用「碳關稅」(如CBAM的變體)，來打擊競爭對手，而非為了降低全球排碳。另一方面，各國採取「綠色科技封鎖」，嚴禁向他國出口關鍵的綠能技術(如高效能電池、PQC加密的微電網晶片)等等，將氣候科技視為與半導體同等級的戰略物資。
三，氣候災難的紅燈已經亮起
截至2026年3月，科學家與國際氣候組織(如IPCC、WMO)，對未來氣候災難的評估已進入「緊急狀態」與「不可逆的風險預警」階段。目前的評估不再只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正在發生的崩潰」進行紀錄與警告。
1，1.5°C 臨界點的「實質突破」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2026年3月23日發布的最新《全球氣候狀況》報告，2023年至2025年，已出現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三年。科學界已達成「危機共識」，這三年的平均氣溫已首次突破工業化前水平的1.5°C。這一個極其嚴峻的訊號，顯示地球正處於長期越過1.5°C 的邊緣。
2，「氣候臨界點」/「+1.5°C」災難的降臨
科學家警告，當全球升溫在1.5°C至2°C之間時，地球系統中的多個臨界點可能連鎖性觸發，而且一旦觸發便無法逆轉。
(1)觀測顯示格陵蘭與西南極冰蓋的融化速度已達歷史高點。若這些冰蓋徹底失穩，將導致海平面在未來上升數公尺，淹沒低窪城市(如台北、上海、倫敦)。
(2)2026年的研究顯示，維持全球氣候平衡的「大西洋環流」(AMOC)已出現進一步的減弱。一旦崩潰，北歐將陷入極端寒冬，而熱帶地區的降雨模式將徹底紊亂，全球糧食安全將受到重大威脅。
(3)由於氣候變遷與森林砍伐的雙重壓力，亞馬遜雨林正從「碳吸存」逆轉為「碳排放」，瀕臨由森林轉變為乾旱草原的邊緣。
3，地球「能量失衡」達到歷史新高
WMO的報告特別強調地球的「能量收支失衡」：地球吸收的熱量遠高於釋放到太空的熱量，兩者的差值已達到觀測史上的最高水平。另外，有超過90%的超額熱量被海洋吸收。這不僅導致海洋酸化(已達到26000年來最高水平)，更為超強颱風與颶風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
4，社會經濟與地緣政治風險評估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6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災難已從環境問題轉向生存與安全問題。極端乾旱與超大洪水正導致全球糧食供應鏈變得極其脆弱。科學家預計，到2030年代，全球可能面臨常態性的糧食短缺與價格暴漲。在此情況下，未來十年內，因氣候災難引發的「氣候難民」將急劇增加，進而引發邊境衝突與社會動盪。
四，台灣的因應之道
如果全球氣候惡化已經無法扭轉，台灣真正的因應之道並不在於口頭上的「淨零承諾」，而在於「韌性硬化」。台灣未來所面臨的氣候與國防雙重風險，在於能源系統的高度集中與依賴進口。一旦氣候引發的極端海象或航道封鎖，台灣就可能陷入「能量斷供」的狀態。
1，建立「能源主權」
美伊戰爭已經證明，「長程海運的化石原料供應鏈」具有立即和突發的地緣脆弱性，未來台灣必須減少對海運進口燃料和中央供電系統與的依賴。具體作法包括透過擴建「微型電網」，讓各縣市、甚至各鄰里具備「孤島運轉」(Island Mode)的能力。當主電網受損或受到外部封鎖時，「微型電網」能優先支撐醫院、通訊基地台、診所等關鍵基礎設施。在能源風險問題上，台灣必須採取「小型模組核子反應爐」(SMR)的堆疊式袖珍核能，以確保台灣的能源主權。
2，部署「區域儲能」
結合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進行「預測性調度」，根據天氣與用電習慣，提前優化區域內的儲能充放電力。不能在電力供應充足時任意放電，電力不足時再來節約用電。「儲能調節」是避免在極端情況下出現能源崩潰的必要舉措。
3，鼓勵「虛擬電廠」
鼓勵公民參與「虛擬電廠」(VPP)，讓民眾透過分享自家屋頂的太陽能與儲能系統而獲得獎勵或收益。這不僅能增加大眾對能源轉型的參與感，也能建立「能源防衛共識」，以應對氣候惡化的能源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