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印太大戰略——從OSA中重建東亞區域安全體系聯盟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月初出訪越南與澳大利亞，前首相岸田文雄也以高市首相特使身分同時訪問菲律賓，勾勒出一幅日本主導下「自由且開放的印太秩序」（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發展藍圖。

高市首相在河內發表政策演說，提出更新版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FOIP）願景。她延續了日本長期使用的印太語彙，包括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反脅迫、區域穩定與自主性。她也把政策內容明確推向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能源安全、可信任數位基礎設施、半導體、關鍵材料，以及印太國家自主決定未來的能力。

在坎培拉，高市首相的重點係建立日澳準同盟關係（quasi-allies）。日本與澳大利亞沒有像美日同盟或美菲同盟那樣的相互防衛條約，但日澳關係正在形成接近同盟功能的安全合作。日本將擴大在澳洲測試飛彈與先進武器，利用澳洲廣大的地理空間彌補日本本土狹小且人口密集的限制。澳洲採購日本設計的最上級護衛艦（30FFM），也顯示日本正從防衛技術接受者與美國同盟支點，轉向能輸出防衛產業能力的區域安全行動者。準同盟這個詞，標示出日本正在尋找介於正式同盟與一般夥伴關係之間的新安全安排。

岸田特使以亞洲零排放共同體（Asia Zero Emission Community, AZEC）國會議員聯盟相關身分訪問菲律賓，並參訪由東京瓦斯與菲律賓企業共同營運的八打雁液化天然氣接收站（Batangas LNG Terminals)。這個行程表面上是能源合作，實際上呈現日本如何把能源轉型、液化天然氣基礎建設、企業網絡、東南亞發展與區域韌性連接起來。菲律賓的能源安全可分為三個層次，底層是短期危機管理。日本當然不希望一個親日、親美、在南海議題上與中國對抗的菲律賓政府被能源民怨拖垮。第二層建立中期能源與產業韌性，日本與多國企業在菲律賓發展需要穩定電力、可預期能源價格與可靠基礎設施。第三層，更長期的重點是南海與第一島鏈的安全。菲律賓位居第一島鏈南端、台灣南方海空通道、南海爭議前線、以及美日對中戰略中的關鍵位置。日本如果要把FOIP變成實打實的區域秩序，就不能只談軍事，也必須讓菲律賓有能力承受中國壓力、能源衝擊與供應鏈震盪。穩住菲律賓的政府能力，等於讓日本在南海與台海周邊有更可靠的夥伴。

高市首相此時正加速推動日本區域角色的轉型。日本過去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政府開發援助讓日本透過道路、港口、電力、產業園區、人才培訓與基礎建設，長期累積區域信任與經濟影響力。高市政府在ODA的基礎上啟動政府安全援助計畫（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支援理念相近國家的軍隊與相關組織，特別是海洋監視、後勤基礎設施與防衛能力。菲律賓因此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日本透過OSA提供菲國岸置雷達系統、強化海域態勢感知，並支持菲律賓的海軍基礎設施與後勤能力。ODA主要累積發展信任與產業連結，OSA則把日本的區域參與推向安全能力構建，兩者相互接合，讓日本從發展援助者走向區域韌性的制度供給者。兩者共同讓菲律賓成為更可靠的區域節點。

這套制度轉型正在形成新的戰略地理分工。菲律賓提供第一島鏈南端的海洋安全支點，並使日本能夠更直接進入南海安全格局；越南提供東南亞大陸側的產業連結、海洋安全對話、半導體人才與稀土合作；澳大利亞提供第二島鏈的戰略縱深、能源安全、稀土、先進武器測試與防衛產業合作。日本把不同地理節點接入同一套印太布局，組織一個降低對中國過度依賴的去風險供應鏈網絡，將經濟安全、海洋安全與FOIP秩序接合成新的區域安全架構。

日本此舉並非想取代美國在東亞的地位。美國仍然提供日本核保護傘、全球軍事投射能力、情報能力與印太最重要的安全架構。高市首相的政策更接近區域共同治理。日本希望在美國政策變得更單邊取向、更交易化從而更不穩定並更容易「分心」於其他區域事務時時，維持FOIP秩序的基本運作。日本正在成為美國同盟體系內挺身而出的區域網絡組織者。這種角色不挑戰美國的安全主導地位，卻會提高日本在FOIP秩序中的制度設計能力、網絡整合能力與供應鏈調度能力。

以「護國神山」生態細微特徵的台灣無疑是構成這套布局中最敏感也最關鍵的科技節點。高市首相在越南談半導體合作，主要指向人才培育、非紅供應鏈擴張、促進產業升級與培育經濟安全外部網絡。台灣則位於更核心的層次，且日本在先進製程與關鍵製造能力上仍高度依賴台灣。這為台灣帶來機會，也帶來風險。

台灣的晶圓片產能讓日本無法忽視台灣。東京官方可以在不改變正式外交立場的情況下，透過「重要夥伴」、「珍貴朋友」、「半導體供應鏈合作」、「經濟安全夥伴」等語彙承認台灣的實質地位。這些語彙沒有正式承認的國際法效果，卻能夠持續累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同時，台灣的半導體外交—如果存在的話—需要從「護國神山」敘事推進到「供應鏈外交」。賴清德政府可考慮將晶圓片製造、先進封裝、IC設計、材料、設備服務、工程人才、資安、出口管制、供應鏈治理與技術標準的生態系整合為完整的外交資源。台灣也可以與日本在東南亞合作，共同推動人才訓練、可信任數位基礎設施、供應鏈認證、資安標準與產業升級。這樣台灣就能從必要供應者，轉變為區域安全與經濟發展公共財的提供者。台灣也可以要求更明確的國際地位、更穩定的制度參與，以及更具互惠性的產業安排。半導體不可或缺性需要被轉化為外交能動性，才能避免台灣只是被納入日本、美國或歐洲各自的產業政策設計，必免成為被動參與者的命運。台灣需要把自身定位為可信任科技秩序的共同設計者，以及FOIP的堅定支持者。

台灣的挑戰與風險首先在於避免只被視為「台積電」或先進晶片的供應者。台灣可能被工具化為日本、美國或歐洲產業政策中的關鍵零組件生產者。各國都需要台灣的製程能力，卻未必願意給予台灣相應的地位。近日外傳賴總統出訪史瓦帝尼，與台灣在半導體產業有合作關係的德國與捷克政府都未同意賴總統過境便是一例。再者，台灣仍有可能在日本對外政策語言中被消音。東京可以高度依賴台灣，卻仍然避免在正式外交文本中直接凸顯台灣的戰略主體性。賴清德政府需要爭取未必正式承認但更明確的國際定位、更穩定的國際制度參與，與更具互惠性的產業安排，才能把不可或缺性轉化為台灣外交的槓桿與籌碼。

日本正在重寫FOIP秩序的操作手冊，當前的台灣，相較於20年前，確實有足夠的底氣主張，自己要在這套秩序中扮演什麼角色。機會不待人，而現在正是將「世界離不開台灣」轉化為「世界必須正視台灣」的契機。

台灣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