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台灣一直面臨中共武力犯台威脅，許多人對中共與持親中立場的政治人物，始終充滿警戒與不信任。這是基於對台灣歷史與政治處境的判斷，但若以同樣眼光，衡量他國歷史與政治事務，是否同樣適切？
以韓國為例，為什麼主張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的總統，如李明博、朴槿惠、尹錫悅會被歸類為保守派？而支持與中國合作的總統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李在明會被視為進步派？
為什麼在美中兩大強權中間，韓國不論是保守派或進步派，不論是親美或親中，其實都只是在光譜兩端之間挪動，而無法真正選擇一邊而與另一邊敵對？
為什麼在台灣，親中常與「賣台」連結，而在韓國，與中國尋求合作，反而是在經歷對美國長期依賴後，尋求更多「外交自主」的嘗試？
事實上，韓國不論哪一黨派當選，不論原先立場如何，都只能在目前既有的外交架構中，靈活的維持與雙方的關係。因為他們既不能放棄韓美同盟的安全保障，也不能放棄中國的經濟市場，與承受交惡可能產生的危機；若要與北韓和解或統一，也必須尋求中國的支持。
安全、經濟繁榮、南北統一，不論哪個黨派執政，都是韓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
只是在目前美中關係敵對加深的情況下，以及韓國年輕人普遍厭中的輿論觀感下，韓國政治人物希望在美中之間雙重避險，保持不選邊的戰略模糊作法，也越來越困難。因此，李在明希望以「最大彈性」周旋美中之間，也被觀察家認為，這是同時考驗華盛頓與北京的耐性，未來可能遭致危險，學者甚至形容這種外交處境是「走在鋼索上」。
回顧韓國歷史，可以更了解他們為何希望從依賴走向自主，因為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必須依賴強國，這種關係被稱為「事大字小」。
在朝鮮與明朝「事大字小」關係中，比較接近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明與朝貢體系。朝鮮傾慕中華文明，認為自己是小中華，他們以明朝為宗主國「事大」，而明朝也必須照顧屬國是謂「字小」，這是彼此具有的雙向義務。朝鮮維持與明朝的關係，不僅在外交上有益，同時明朝皇帝的冊封，也有助於朝鮮王室鞏固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勢力。同時朝鮮也可以在朝貢體系中獲得經濟上的好處。
因此，韓國全北大學國際學部教授Young Chul Cho與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系教授William A. Callahan共同發表的論文〈透過「事大」概念理解韓國的中等強國外交論述〉（Understanding South Kore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 discourse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adae ）便認為，事大是一種「與強者共處」的藝術，這其實是相對弱小國家普遍且實用的技藝。它揭示了半邊陲或邊陲地區相對於中心權力時，仍然具有自身的能動性、角色與利益。
但是，「事大」的基礎，是在文明的認同上。因此日後建立清朝的女真在滿洲崛起，朝鮮便視之為「蠻夷」。當1636年女真強迫與朝鮮建立「君臣」關係時，雙方發生衝突，女真軍隊直逼今日的首爾，朝鮮國王仁祖逃到南漢山城，這也是電影《南漢山城》的故事背景，最後仁祖被迫在三田渡這個地方向皇太極稱臣，行三跪九叩之禮。
1639年因為清朝的強迫，朝鮮不得已在三田渡設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對朝鮮來說，這是恥辱的象徵。因此1895年日本打敗清國，朝鮮也與清國脫離藩屬關係後，朝鮮開化黨人將石碑推倒棄置。
但石碑的命運一如韓半島的命運。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將石碑當作文物進行調查，但在韓國人眼中，這是日本想要以「事大」來證明韓國人具有奴性，需要依靠大國的歷史實據。等到二戰結束後，韓國政府將這個恥辱之碑埋入地下。1960年代因為大洪水，石碑又重見天日。這時對石碑的看法已有不同，將之視為歷史文物保存，現在設置於原來的三田渡，也就是現在首爾的松坡區。
在明朝時，「事大」本身並無貶義。但是到了清代，朝鮮尊崇明朝但不得已成為清的屬國，而到了日本統治時期，殖民史學將這段歷史作為朝鮮無法獨立自主必須依附強國的證據。現在在韓國，「事大」是極為負面的詞彙，不論親中或親美，都會被另一方指責為事大。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即使韓國需要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但在韓美同盟框架之內，他們也希望和中國合作，這一方面固然有經濟發展需求，所謂「安美經中」策略，以及因為地理的鄰近，必須維持友好關係以策安全。同時作為獨立的國家，他們也希望擺脫「事大」的宿命，尋求自主的外交空間。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試圖調整對美國的依賴，希望與中國保有合作關係的韓國親中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意義，可能與台灣所想像的親中人物的意涵不同。
2023年，時任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亞洲事務主管琳達·馬杜斯(Linda Maduz)，曾發表文章〈韓國在美中戰略競爭中的定位〉（Explaining Korea’s Positioning in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文章中指出，保守派是朴正熙威權反共政權的政治繼承者，他們代表精英利益，長期主導韓國政治與軍事事務。傳統上，保守派主張強化韓美同盟，支持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
相對而言，進步派的重要領袖多數出身於民主化運動，其中左傾學生運動是重要組成部分。進步派通常較傾向採取對北韓和解的政策，支持與中國進行全面合作，同時對韓美同盟以及昔日殖民宗主國日本抱持較為批判的態度。
當然，即使同屬某一陣營，也不代表政治人物都站在光譜的同一點上。李在明在總統大選前的言論，尤其是在2024年3月國會選舉期間，他以「輕佻」的口吻說，台海危機與韓國無關，只要兩邊說謝謝即可，讓他被視為親中政治人物代表。但是成均館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趙成珉（Sungmin Cho）認為，相較於尹錫悅，李在明的確對中國更為友善，但相較於文在寅的中國政策，李在明其實更為務實。
不過，即使李在明比之前想像的審慎，但他現在的處境，也與2017年擔任總統的文在寅不同。現在年輕世代反中比例很高，這也使他對中國的立場，會被更嚴苛的檢視。
琳達·馬杜斯綜合各家說法指出，韓國20、30歲年輕世代反中有幾個原因。他們認為2016年韓國決定部署美國終端高空防禦系統的薩德（THAAD）爭議中，中國祭出限韓令等經濟制裁，是對韓國主權與國家安全的侵犯。其他負面觀感還包括，2019年中國鎮壓香港民主運動，北京對新冠疫情的處理方式，2020年以來宣稱韓國服飾和飲食文化屬於中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而且，身為民主制度下成長的一代，他們對中國在香港、新疆、西藏的高壓作為，以及對台灣的威脅，都抱持高度懷疑與批判態度。
趙成珉在〈最大彈性:解釋李在明政府的對中政策〉（Maximum Flexibility: Explaining the Lee Jae Myung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一文中也引述韓國東亞研究院(EAI)2025年的調查。
66.3%的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導致這種情緒的因素，包括對2016年中國因薩德部署而進行經濟報復的揮之不去的記憶，習近平強硬的威權統治，以及中國空氣污染外溢至韓國。
隨著中國好感度下滑，支持強化與美國同盟的聲音則上升。在同一調查中顯示，90.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對韓國最重要的國家，較2024年增加了15.6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有43.2%認為韓中關係重要，不到對美國正面看法的一半。
趙成珉這篇發表於2025年的文章，也提出對李在明政府更為棘手的問題是，右翼團體將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用於政治目的。網路評論者藉此散播，中國勢力試圖透過參與反政府示威，並暗中干預選舉的說法，來加深韓國的社會分裂。
最近韓國選舉發生選票短少的問題，逐漸演變成繼2024年尹錫悅宣布戒嚴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對執政黨產生的信任危機，年輕世代的反中，右翼團體的推波助瀾，以及李在明的親中標籤，多少驗證了趙成珉之前的觀察，同時也考驗著李在明的最大彈性策略，必須更多考量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疑慮。
雖然親美或親中，會被政敵辱罵為「事大」，但從韓國走向民主化，中國成為更強的經濟體後，韓國的處境，其實更像走鋼索一樣，無從「事大」，因為不可能真正選擇某一邊，或放棄某一邊。但以目前的美中關係，以及韓國人對中國負面觀感越來越強烈，韓國是否會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也許決定的時間也越來越緊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