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知益／兩岸政經與公共事務觀察者
名為「團結」實為審查
2026年7月1日，中共正式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一部規範民族政策、促進民族團結的法律，但若仔細閱讀條文內容，再對照近年中共在新疆、西藏、香港及涉台工作的政策演變，就不難發現，這部法律真正企圖規範的，從來不只是民族事務，而是思想、認同，以及所有與官方敘事不同的聲音。
法律的名稱雖然冠上「民族團結」四個字，卻處處圍繞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展開。這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近年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思想，更是習近平治國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透過立法程序將其制度化，意味著未來不論教育、文化、出版、新聞、網路、宗教，甚至企業經營與國際交流，都必須服膺這套官方定義的民族敘事。
無所不在的寒蟬效應
「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意指人民因擔心受到法律、政治或其他權力制裁，即使法律尚未真正適用於自己，也會選擇主動沉默、自我審查，甚至放棄原本受到保障的言論自由。對威權體制而言，最成功的法律，不一定需要天天逮捕異議人士，而是讓社會相信，只要跨越那條看不見的紅線，就可能付出沉重代價。當恐懼內化為日常，人們便會替政府完成審查工作。
回顧近10年的中共法制發展，不難發現這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模式。從《國家安全法》、《網路安全法》、《香港國安法》，到《反間諜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乃至今日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這些法律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際上卻共同指向同一個目標，即以法律之名，鞏固政治安全；以法治之形，擴張政治控制。
因此，許多國際學者形容中國近年的法制發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Rule of Law），而是「以法治國」（Rule by Law）。法律不再是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民權利的工具，而是成為國家治理人民、維護政權穩定的重要手段。當法律開始服務政治，而非約束權力，法條便不再只是規範行為，更開始塑造思想、認同與價值判斷。《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正是這種治理思維的具體展現。
「跨國鎮壓」引發的全球自我審查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影響恐怕不會止於中共境內。近年來，國際社會開始頻繁討論另一個概念──「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所謂跨國鎮壓，並不是威權國家派遣警察到海外執法，而是透過法律、經濟、市場、資訊以及外交等多重手段，迫使境外人士配合其政治要求。當企業因擔心失去中國市場而修改官方網站；出版社因顧慮中國審查而刪減內容；大學因害怕交流受阻而避免討論敏感議題；國際媒體開始斟酌新疆、西藏、香港或台灣等議題的用字遣詞，這些都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威權法律逐漸向國際社會外溢的結果。
真正令人憂心的，不是有多少人因此遭到起訴，而是多少人在法律尚未適用之前，就已經選擇沉默。這正是寒蟬效應最可怕之處。今天，中共不必要求每一位外國教授修改教材，也不必逐一審查每一家跨國企業的新聞稿，只要建立足夠模糊且具有高度政治解釋空間的法律框架，人們便會自行判斷哪些話不能說、哪些研究最好不要碰、哪些活動應該保持距離。恐懼開始自行複製，審查開始自我運作，而法律則退居幕後，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心理威懾。
沉默絕非真正的團結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影響尤其值得高度重視。長期以來，中共持續透過交流、教育、文化、宗教、青年活動及地方合作等多元管道推動對台工作，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更逐漸成為相關交流的重要政治前提。未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提供了更完整的法律依據，使相關敘事不再只是政策宣示，而具有更強烈的制度約束力。
未來赴中國交流的台灣學生、學者、教師、媒體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宗教人士，甚至企業代表，都可能面臨新的法律風險。這種風險未必來自明確的犯罪行為，而可能只是一次公開演講、一篇學術論文、一則社群貼文，甚至一句與官方立場不同的評論。法律界線愈模糊，個人自我審查便愈嚴重，最終影響的將不只是交流本身，而是台灣社會對自由價值的堅持。
中共真正希望輸出的，也許不是這部法律，而是這套思維。近年來，中共不斷強調要提升國際話語權，建立具有中共特色的國際敘事體系。這代表其輸出的已不只是商品、市場與資本，更包括制度、法律及價值觀。當越來越多國際企業因市場考量調整政治表述，越來越多學術機構因交流利益避免敏感研究，民主社會原本珍視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與宗教自由，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遭到侵蝕。
歷史一再證明，自由很少是在一夕之間消失，它往往是在一次次的妥協、每句刻意避開的話語，以及一次次自我說服「不要惹麻煩」的過程中，慢慢流失。因此，面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台灣不能只是將它視為另一部中國國內法。它反映的是中共正試圖透過法律重塑認同、規範思想，並將威權治理模式逐步向境外延伸。今天受到影響的可能是新疆、西藏、香港，明天可能是台灣，後天則可能是任何與中國有交流的民主國家。
對民主社會而言，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能否批評威權，而是在威權的壓力逐漸滲透之際，是否仍願意堅守自由原則。如果一部法律最終讓世界開始害怕討論民族、宗教、人權與歷史，讓大學不敢研究、媒體不敢報導、企業不敢表態、人民不敢發言，那麼它促進的便不是民族團結，而是集體沉默。而沉默，從來不是團結；它只是恐懼最安靜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