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功諉過的零和憲政僵局

王宏恩／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

理論上民主的運作，是政府執政、民眾評估政府執政表現，賞善罰惡，做不好就換人。因應社會政經情勢的變化，左派跟右派的整套解決方案可能在不同時期派上用場成為比較正確的答案，因此民主透過這樣自我學習以及自我適應的方式不斷前進，我們稱之為民主課責，而民眾也在一次次投票參與的過程中接受憲政與執政的正當性。台灣在2024年之前經歷了16年的一致政府，因此兩大黨對於執政過程中的錯誤也確實受到民眾的責難。

但自從2024年出現分立政府之後，這種民主課責的機制前所未見地失去效果。首先，由於中國的武力威脅以及滲透破壞，使得政黨與選民對於未來的規畫期程變短，更重視短期有效（但可能對長期不利）的政策，而各黨也交相指責動員說對方當選就會國家滅亡。

而在財劃法、立法院公然追加預算等事件出現，執政黨與在野黨也開始互相抨擊對方應為政策效果不佳付出責任、以及有任何政策績效就連忙套在自己頭上。最近就有好幾個爭功諉過的重大例子，從去年的普發一萬、今年砍完台電預算後的電費漲價、無人機預算、軍人加薪等。這些問題隨著大法官人數不足、監察院提名問題而更陷入僵局，讓原本就已經不容易運作的五權憲法更加難以為繼。當然，許多因為全球化造成的國際衝擊，本來是各地政府難以獨自處理，這也加劇了民眾在民主課責上的困難。

在野黨在一些政策方向上與執政黨差異不大，但不希望把功勞被執政黨拿走，因此把行政院的提案砍了、自己再提一樣的給行政院執行，假如行政院照辦了就是自己的功勞、假如行政院不辦就是雙標無視人民福祉跟競選承諾，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爭功諉過。而對於執政黨來說，雖握有預算與行政資源，但一開始沒有好好的把想自己力推的政策跟執政招牌綁在一起（例如川普最近開始作的川普帳戶、或是過去馬英九總統拿著米酒到處跑），因此許多選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總統以及行政院想要推動的政策，因此面對立法院這樣爭功諉過的行為更是霧裡看花，無法把對政策的滿意度與否反映在民調跟選票上。

而一些在野黨在方向或意識形態上跟執政黨有重大差異的政策，則是直接在提案階段就沒收討論，無法送出預算跟委員會，也因此降低聲量跟可能的政策窗口。

整體來看，現在立法院成功的把議程跟戰場收縮，假如是民調多數支持且不違背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就搶過來透過預算成為自己的政績；假如違背自己的意識形態，就直接降低聲量以及透過程序卡住。希望透過這樣的競爭，讓行政院成為單純的執行單位，而非規畫單位，但假如政策結果不好，那就是執行的問題，不是立法的問題。

當然，之前的大罷免也對於這樣的戰場收縮產生效果，民意因為對於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支持（不支持大罷免、但也不支持倒閣），使得大罷免後仍維持分立政府至今，但這也少了一個可以讓課責變明確、讓憲政僵局消融的機會點。假如是理論上的民主運作，就會記住這樣機會錯失的機會，並反映在未來。但台灣在有外敵威脅下，這樣學習的條件又差很多。

當戰場收縮、不再是以意識形態來劃分、而單純以爭功諉過來競爭時，就把整個戰場變成是一個零和賽局。要嘛就是我的功勞、要嘛就是你的錯，永遠是一邊加分一邊減分。這樣零和賽局的問題在於，沒有理論上各黨派妥協的空間、沒有開出議題新維度來互相交換的空間（例如這篇菜市場文章：「密室」協商的光明面與黑暗面）、也沒有傳統理論中讓不同意識形態輪流執政、試錯、自我學習的效果。

要如何逃離這樣的民主課責赤字？民眾對於各憲政機關的權責區分以及合理期待是重要的一步，而這自然有賴教育系統與相關學者的認真研究與科普。對於執政黨來說，如何在某個多數民眾支持改革的方向，好好地做出特定政策的品牌，並全力維護議題主導權，是與在野黨做出區隔並強化民主課責的方式。雖然面對國際的不確定性勢必導致在政策設計與誘因上難以長久，但也正是那些未來導向（future-oriented）可長可久的政策才能真正做出具有差異性的議題所有權與政策品牌，而不會僅一次次流於短期的現金重分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