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震傳媒》於8月19日公布最新國民黨總統人選民調。蔣萬安以20.4%排名第一,韓國瑜18.9%、盧秀燕16.6%,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則為4.3%。從抽樣誤差正負3%的角度來看,三者都在誤差範圍內,可說是不分軒輊;然而,若把這份民調拆開來看,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同樣由《震傳媒》於今年4月進行的調查中,蔣萬安的總統候選人支持度是25.0%,4個月間下降4.6%;韓國瑜則從15.6%上升到18.9%。更尷尬的是,在六都國民黨支持者交叉分析中,台北市的國民黨支持者只有10.6%希望蔣萬安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48.8%反而選擇韓國瑜。不過,這項數字是在整體樣本中進一步依居住地與政黨認同切分後所得,實際子樣本數可能相當有限,10.6%當然不能直接解讀成台北藍營已經拋棄蔣萬安,但一位治理首都近四年的市長,在自己的城市沒有展現出壓倒性的總統候選人優勢,依舊值得玩味。
尤其過去兩個多月,蔣萬安的台北市政可說是千瘡百孔;中聯毒油案之後,議員追問台北市為何長期未進行苯駢芘抽驗,蔣萬安則以高雄與中央政府反問;「問A答B」開始成為社群媒體固定使用的政治標籤。當市政負面事件愈來愈多,蔣萬安的全國政治行情卻仍然高居國民黨第一。
這裡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蔣萬安究竟看到了什麼,使他與其親近幕僚自認為有理由將2028視為一個真正存在的政治機會?答案可能不在他的總支持率,而在支持他的是「哪些人」。
從民調中看蔣萬安的支持群體變遷
2022年的蔣萬安,是一個高齡化群體支持的候選人。2022年《震傳媒》台北市長選前民調顯示,他在50至59歲、60至69歲與70歲以上選民中的支持率都接近四成;黃珊珊則在20至49歲更具優勢。這與蔣萬安當時強調「蔣家第四代」、經國牌等政治符號高度契合。撇開「真假王子」的爭議,「蔣家第四代」為他提供了一張從立委晉身首都市長的政治樂透彩票。然而,若蔣萬安長期依賴50歲以上傳統藍營支持者,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漸次退出人生舞台,拖到2032恐有「時不我予」的苦果。
雖說台北市的人口結構未必能等同全國分佈,但蔣萬安在最近全國民調中的趨勢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2026年8月震傳媒民調顯示蔣萬安在20-29歲支持度28.8%,30-39歲22.5%,40-49歲22.4%,50-59歲21.3%;60歲以上則降至約15%。兩份調查母體與題目不同,不能直接比較百分點,但若觀察哪些人較容易選擇蔣萬安,世代轉變仍很明顯,4月同家民調也出現相同趨勢。
這項優勢放進國民黨內部比較會更加清晰。8月震傳媒民調中,蔣萬安在20-29歲以28.8%大幅領先韓國瑜的14.0%與盧秀燕的10.1%;30-49歲也都維持22%以上。韓國瑜的支持則較突出於30-39歲及60-69歲,盧秀燕最明顯的優勢集中在50-59歲,達24.8%。換言之,三人的支持結構已出現某種分工:韓、盧各自在特定中高齡區間具有優勢,蔣萬安卻是唯一從20歲一路到59歲,大致維持兩成以上支持的人選。
這對蔣萬安而言這無疑是一個足以改變政治生涯計算的信號。他可以同時告訴傳統藍營支持者「我是自己人」;再告訴黨中央與政治菁英「韓、盧的強項是守住既有選民,我的價值則在於把國民黨帶進更年輕的選舉市場。」當一名政治人物開始相信自己掌握的是政黨最稀缺的選票擴張能力,2028自然就不再停留在「有夢最美」的政治想像。
更何況,政治人物最怕「黃掉了」。將時鐘撥到2032年,今天這群20-49歲與中間選民,仍然會覺得蔣萬安代表國民黨裡較新、較穩、較值得期待的那一個人嗎?政治如流水,沒有人能保證。
蔣萬安的支持度,開始鬆動了嗎?
市政爭議與「問A答B」對蔣萬安的個人形象產生負面影響,但與這些各種爭議已經造成的民調下降,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議題。目前可以確認的是,民調中已經出現若干與「形象磨損」方向一致的訊號,但還不足以建立嚴格的因果關係。
《震傳媒》於6月下旬公佈的民調顯示,65.7%的台北市民滿意蔣萬安施政,仍然是相當高的數字;然而與今年1月同一家媒體的民調相比,滿意度已從69.2%下降了3.5%,不滿意度增加3.2%。6月下旬的民調中,55.2%台北市民支持蔣萬安連任,遠高於沈伯洋的27.5%。換句話說,至少到6月下旬,蔣萬安的政治本錢仍然相當厚。
但這份調查完成於6月21至22日,內湖6月25日嚴重淹水以及後續砍樹、725反毒油大遊行、「問A答B」等政治爭議,尚未進入測量範圍。
更有比較價值的,是震傳媒4月與8月的同題調查。
4月詢問誰適合代表藍白參選總統時,蔣萬安是25.0%;8月再問國民黨總統人選時,蔣萬安降到20.4%。題目文字並非完全相同,因此仍應保留解釋空間,但四個月之間下降4.6%,至少與「政治行情一路上升」的印象不符。
比較合理的判斷或許是,蔣萬安目前出現的是形象侵蝕快於支持度(選票)侵蝕。換言之,他的基本盤並未因此崩解。國民黨支持者高度歸隊,民眾黨與中間選民仍有相當比例接受他,現任市長的知名度、行政資源與在位優勢也仍然存在。因此,市政失誤很難立即兌現成大幅度的支持度流失。
他還必須賭一件事情。今天這群20-49歲、中間選民與大學教育程度者,在若干日子後依然會覺得蔣萬安是國民黨裡較值得期待成為總統參選人的那一個人嗎?政治如流水,沒有人能保證。
瞄準新選民,蔣萬安會主打哪些國政議題?
如果蔣萬安潛在的支持者是 20–49歲+大學學歷+中間選民+一部分民眾黨選民,他未來的國政議題自然不可能依靠傳統國民黨的「蔣家、深藍、統獨」框架;然而,現在千瘡百孔的市政陳痾,卻形成他選總統的障礙。政治心理學相關研究早已指出,危機與不確定性往往壓縮人的認知與行為選項。威脅增加時,人更依賴既有認知基模(schemata)與熟悉的腳本;認知閉合需求提高時,人傾向迅速抓住既有且熟悉的解釋方案並固著其上;壓力甚至可能使行為從目標導向轉向習慣性反應。對政治人物而言,這意味著危機時刻往往最容易暴露或轉向沿用其最熟悉、最根深蒂固的政治角色。
因此,當2028競逐大位的機會與市政治理的風險同時升高,蔣萬安最可能選擇的將是那些既能回應新支持群體心理與物質上的需求,又能與自己刻意經營的「三寶爸」、「顧家好男人」、「年輕專業市長」等政治人設相互扣合的議題;這些領域固然方便他強化既有人設,也最容易在危機中迅速轉化為全國性的政治攻防。
蔣在未來一年,最有可能在以下政策/政治領域下大氣力:
1.日常生活安全
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全國型議題。包括:食安、詐騙、毒駕、治安、兒少安全、道安與毒品。因為這些議題不具備意識形態負擔、每個年齡層都能理解問題的嚴重性、青年家庭尤其有感,即最重要的一點,很容易把責任歸到中央政府的行政責任等四項政治優勢,725反毒油集會就是最成功的政治行動,遠比倒閣、廢除監察院等抽象的憲政制度更容易動員20-49歲選民。
2. 房價、薪資、物價與家庭生活成本
如果20-49歲真成為蔣萬安最具成長潛力的支持群體,家庭經濟幾乎注定是他無法迴避的戰場。買不起房、租金居高不下、非高科技產業薪資成長有限,再加上育兒、教育、托育、父母長照與稅負,一整套壓力最後都壓迫到家庭可支配所得。這些問題又恰好與蔣萬安長期經營的「三寶爸」、「顧家好男人」形象高度契合,使他很容易把抽象的總體經濟轉譯成一句簡單而具有穿透力的政治語言:「經濟成長得很好,為什麼我的日子沒有變得比較輕鬆?」
這正是相對剝奪感最容易發酵的地方。當總體經濟數字亮眼,個人卻感受不到相應改善,政治不滿往往來自「別人正在前進,自己卻被留在原地」的落差。對準備爭取年輕與中壯年選民的蔣萬安而言,與其證明台灣經濟不好,更有效的政治操作,是不斷追問:經濟成長的果實,究竟有沒有進入普通家庭的帳戶?
3. 溫和版國家認同+兩岸穩定
只要鄭麗文一日擔任黨主席,蔣萬安會刻意和鄭麗文保持距離。今年鄭麗文談「兩岸中國人」時,蔣萬安的回答很有意思:「我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國民。」同時他譴責任何升高兩岸衝突的行動,把九二共識界定在中華民國憲法、民主自由法治之下。「中華民國+某種形式的台灣認同+維持現狀+和平交流+反對中國武力威脅+反對民進黨搞台獨將台灣帶向兵凶戰危」就是他競選總統的國族身份認同方程式,說穿了,與馬英九在2008年選總統時的差別極其有限。
4. 科技、AI、產業與「新世代國家治理」
蔣萬安潛在的支持者的人口結構對候選人的國家現代化願景較為敏銳。因此我預期他會大量使用AI、半導體、智慧城市、數位政府、新創、青創、國際城市、產業競爭力這些議題可以把他和韓國瑜區隔,也可以和盧秀燕做世代區隔。他會努力形成:「我是可以帶台灣進入下一個世代的國民黨候選人。」
然而,千瘡百孔的市政治理,也正在磨損蔣萬安提出每一項未來政策願景的可信度。在「日常生活安全」方面,他19日倡言「首創」3萬元「月子加菜金」,看似創新的背後,卻與陳時中2022年已提出的3萬6000元坐月子補助高度近似;諷刺的是,蔣萬安當年還曾批評這種作法是「煙火式補貼」。遲了四年才重新包裝推出,更難遮蓋夏莉絲虐兒案留下的陰霾。蔣萬安雖曾與家長代表見面、接受陳情,但面對是否應為市府監督失靈向受害家庭道歉,至今仍未正面承諾。
此外,蔣萬安相當可能是科技治理的門外漢。他在6月時曾高調宣布,2027年底前讓每位市府公務員都「配置一個AI Agent」;不到一個月,資訊局長趙式隆便在市議會澄清,實際規畫是讓人人「使用得到」AI Agent,並非一人一個,因為成本與資安根本不允許短期大規模配置。更離譜的是,蔣萬安曾公開強調CiviClaw「不是用OpenClaw」,資訊局長隨後的正式說明卻清楚寫明,CiviClaw正是「以開源專案OpenClaw為技術基礎」開發。當一位市長連自己宣示的AI政策究竟怎麼部署、建構在什麼技術基礎上,都與主管機關說法互相打架,「AI城市」究竟是治理願景,還是另一場科技名詞的政治表演?
政治行情上漲,台北市政治理卻開始漏水
蔣萬安的「2028野望」絕非空穴來風,背後有一套相當理性的選舉算計。此刻的他,正同時向台灣選民、北京與華府推銷一個結合年輕、溫和與現代化特質的「未來的自己」。然而,麻煩也恰恰出在這裡,他可以重新設計自己的人設,卻無法竄改市政治理紀錄。更棘手的是,真正替蔣萬安打開2028窗口的20-49歲、中間選民與大學教育程度支持者—與傳統的泛藍支持者相較—恰好也是政治固著度最低、最未必會陪他走完最後一哩路的一群人。他們支持的,很可能是一個在與傳統國民黨政治人物比較後顯得年輕、現代、溫和的蔣萬安。然而現實是,蔣萬安在政策競爭力(永遠都是「生生有鮮乳」)、可信任度與現代化願景這三項比較優勢上,都正在持續耗損。昨天把他推向總統候選人位置的人,明天就可以毫無負擔地轉身離開。兩年後,那些曾經願意把蔣萬安想像為「新一代國民黨領導人」的支持群眾,還剩多少人願意相信這個想像?
政治人物最怕的從來不是錯過上漲的潮水,更危險的是,急著把船駛向大海,才發現出航的那艘船,早已在一次又一次治理失靈中嚴重漏水。當原本願意陪他出海的乘客開始一個個跳船,真正決定蔣萬安能否先渡過2026市長選舉、再抵達2028彼岸的,恐怕已經不是潮水還能漲得多高,而是這艘持續進水的船還能撐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