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風格／世界特種部隊與軍武資料庫主筆
國軍在2026年「漢光42號」實兵演習中，首度公開由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大隊執行的「留置作戰」演練，這群精銳官兵在完成近岸防禦任務後，卸除正規武裝換上便服，轉入戰場安全屋潛伏，並運用微型無人機與部隊覺知運用套件（TAK）進行現地偵蒐與伺機奇襲。
這項被納入「縱深防禦與持久作戰階段」的新型戰術曝光後，立刻在國內外軍事圈引發熱烈討論，而探討這套戰術的戰略價值，必須先直面其在法理與實務上引發的爭議，才能看清它對解放軍所構成的真實威懾。
抵抗作戰構想的台灣實踐中最大的爭議
留置作戰最大的質疑聲浪，來自於國際法與武裝衝突法的灰色地帶，有軍事專家明確批評，根據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規定，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身分必須嚴格區分；若戰鬥人員刻意假扮平民，一旦遭俘可能不受戰俘公約保護。
更嚴重的後果是，這種身分模糊化的戰術，極容易讓敵方以此為藉口，將攻擊矛頭指向我方真正的非戰鬥人員與民生設施，也就是我方如何在發揮不對稱戰力的同時，避免平民淪為合法打擊目標。
這並非一個無法解答的死胡同，解答的鑰匙在於國防部近期正式翻譯出版的《抵抗作戰構想》（Resistance Operating Concept, ROC），這套理論框架原先由美軍歐洲特戰指揮部推動、聯合特種作戰大學出版，其核心目的就是指導遭到入侵的國家，如何合法、有組織地進行敵後抵抗。留置作戰並非國軍基層的即興發明，而是將這套獲美軍體系背書的理論框架落實於台灣防衛的具體作為。
在ROC的文獻中，針對抵抗人員如何維持合法地位、建立清晰的地下指揮鏈，以及在發起攻擊前佩戴固定識別標誌（如演習中測試的戰甲背心國旗貼片）都有詳細的規範，承認法理上的限制與爭議，並將其納入戰前兵推與部隊交戰規則（ROE）的訓練中，反而讓這套戰術具備更高的現實可行性。
而解放軍攻擊平民的問題，正是這套戰法能夠精確打擊解放軍攻台作戰的六大弱點之一，如果能因此發揮威懾力，則解放軍不敢輕易攻台，才是從根本解決問題，分述如下：
一、斬斷解放軍兩棲後勤動脈
現代化戰爭的基礎建立在龐大的後勤消耗上，跨海兩棲登陸作戰更是軍事史上後勤難度最高的挑戰，解放軍登陸梯隊一旦在台灣西海岸建立灘頭堡，後續的推進極度仰賴極少數的交通主幹道。
智庫學者分析指出，中國兩棲作戰最大的弱點在於台灣西部的陸地滲透路線極為有限，裝甲戰鬥車輛與後勤車隊極易在狹窄的道路網中發生交通擁擠。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國道一號與三號等線性補給線上，將充滿運送彈藥與油料的輕裝甲甚至無裝甲後勤車隊。
留置作戰部隊的戰術目標非常明確，他們不需要去硬碰硬攻擊解放軍的99A式主戰坦克或04式步兵戰車，潛伏在交通節點或交流道附近的留置小組，只需利用單兵攜行的反裝甲武器即可造成嚴重破壞，但並非直接打擊裝甲車輛，只需幾名官兵利用紅隼火箭或掛載炸藥的FPV穿越機，在幾百公尺的有效距離內擊毀幾輛滿載燃料的油罐車、滿載彈藥的運輸車，就能讓整條補給線陷入癱瘓。
當後勤路線隨時面臨被切斷的風險，甚至只是被干擾，解放軍指揮官就必須從前線抽調大量精銳作戰兵力，回頭沿線駐防並實施重兵押運補給，亦即台灣僅需投入極少數的留置編制，就能牽制龐大的敵軍作戰能量。
二、遲滯攻勢與甄別泥淖會打破速戰速決時間表
台灣西部平原具備全球少見的地理特徵，從基隆到新竹幾乎沒有明顯的城鎮邊界，高度發展的連綿城市帶形成了一個極度擁擠、高樓林立的三度空間戰場，解放軍攻台的最核心指導原則是「首戰即終戰」，試圖在國際社會來不及反應之前造成既定事實，而留置作戰的存在，就是一套專門為打破此時間表而量身打造的防禦機制。
在三度空間的城鎮戰場中，解放軍的機械化部隊推進速度將被大幅削弱，因為了確保佔領區的安全與防範留置部隊的襲擊，解放軍必須在每推進一個街區後，進行耗時費力的清鄉與掃蕩，但在一個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九百多萬棟建築物的島嶼上，進行逐屋搜索與平民甄別，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
留置作戰官兵隱藏在公寓、下水道或地下停車場中，迫使敵軍必須在每一棟建築物前投入大量時間進行確認與交火，時間是台海戰場上最稀缺的資源，每拖延敵軍推進一天，國際盟軍完成戰略集結與政治決斷的機率就隨之上升。
三、一胎化世代解放軍基層官兵的極限心理抗壓考驗
戰爭的執行者終究是基層士兵，而解放軍的人員結構與實戰經驗存在明顯的弱點，解放軍自1979年中越邊境衝突及隨後的十年老山輪戰結束後，除了2020年在加勒萬河谷與印軍爆發無熱兵器的邊境衝突外，幾乎沒有真正的大規模作戰經驗，更沒有大規模登陸戰與城鎮戰經驗，將這支長期處於和平時期的軍隊，投入全球最密集的台灣城鎮戰場，面對無處不在的敵後襲擾，其基層部隊的心理壓力將極度沉重。
人口結構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心理脆弱性，國防大學學者曾統計，解放軍高達七成的士兵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在主力戰鬥部隊中比例更高，儘管中國已於2015與2016年逐步鬆綁一胎化政策，目前現役最年輕的義務役世代已非嚴格意義上的獨生子女，這項人口結構特徵的影響力會隨世代推移而遞減，但在當前及未來數年內，主力基層士官兵的家庭結構依然高度集中。
在留置作戰的威脅下，戰場上沒有絕對的安全區。每一個窗戶背後都可能有觀測手，每一次夜間巡邏都可能遭遇無人機投彈，這種全天候的暗處威脅，會迅速消耗基層士兵的戰鬥意志，長期的神經緊繃極易導致部隊出現戰鬥疲勞，甚至引發基層指揮鏈的鬆動與軍紀失控。
四、中共忌憚平民傷亡會加重國際制裁
基層部隊的心理高壓與軍紀失控，將直接引爆中共高層最擔憂的政治危機，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高度依賴經濟發展，現階段極度仰賴全球經貿體系與美元結算機制（SWIFT），北京當局極力試圖將對台動武包裝成正當的內政行動，以降低西方陣營祭出經濟與科技制裁的合法性。
當解放軍士兵在城鎮戰中因為恐懼而成為驚弓之鳥，對任何風吹草動進行過度開火時，大規模的平民死傷將難以避免。留置作戰的游擊特性，讓解放軍的重火力支援（如航空炸彈、多管火箭）陷入投鼠忌器的兩難。
如果為了消滅隱蔽的留置小組而對密集住宅區進行轟炸，在星鏈（Starlink）等分散式通訊網路與智慧型手機高度普及的今天，戰區內的慘況將在幾分鐘內傳遍全球，這些影像將成為國際社會啟動全面制裁的最佳證據。
留置作戰讓解放軍隨時處於「不開火會被伏擊，開火會引發國際制裁」的決策困境，直接將前線的戰術交火與中國整體的經濟存亡綁定在一起。
五、去中心化的指揮體系 瓦解解放軍信息化作戰想定
解放軍近年來大力推動軍改，強調「信息化戰爭」與「體系破擊戰」，其核心思維是透過強大的電子戰、網路戰與精準遠程打擊，癱瘓台灣的指管通情（C4ISR）節點與中央指揮體系，讓國軍陷入癱瘓狀態。
留置作戰的設計邏輯，正好避開了這種高度依賴中央系統的弱點，這套戰術強調「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與高度去中心化的獨立作戰能力，各個潛伏小組配備獨立的TAK系統與微型無人機，依靠事先擬定的作戰計畫各自為戰，不需持續依賴來自高層的即時戰術指令。
當戰鬥單位被切割成無數個各自獨立運作的微型小組時，解放軍耗費巨資建立的電子干擾機與反輻射飛彈將失去高價值的集中目標，因面對化整為零的抵抗力量，解放軍的體系作戰優勢難以全面發揮，被迫在陌生的城市網格中，回到最原始的步兵近距離交戰。
六、統治成本無限膨脹：赫爾松戰役的啟示
中共武力犯台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穩定運作、且能為北京提供戰略縱深的佔領政權，留置作戰與民間抵抗的核心目的，就是讓這種統治狀態在物理上與財政上變得極度昂貴：潛伏在各地的留置小組與抵抗網絡，能持續針對佔領當局的合作者、水電基礎設施與交通樞紐進行破壞，讓中共在台灣建立的行政體系無法順利運作。
俄烏戰爭中的赫爾松（Kherson）案例提供了具體的佐證，在俄軍佔領赫爾松市期間，俄羅斯試圖強推盧布結算與護照俄羅斯化，但當地的烏克蘭游擊隊與「黃絲帶」抵抗運動持續對俄占當局官員發動暗殺，並為烏克蘭正規軍的「海馬斯」多管火箭提供精準的座標情報。
為了應付這些無休止的抵抗，俄軍被迫投入大量資源維持最基本的治安，台灣若透過留置作戰與全民防衛韌性形成長期的抵抗網絡，將迫使中共在島上部署龐大的維穩部隊，每天消耗驚人的軍費與物資，不出數月，台灣就變成消耗中國國力的「帝國的墳場」。
必須補充的是，赫爾松的游擊抵抗雖然極大地消耗了俄軍，但該城市最終仍是依靠烏克蘭正規軍在2022年11月發動的大規模反攻才得以全面收復，因此留置作戰與敵後抵抗扮演的是牽制與消耗的「鐵砧」，要真正擊退入侵者，仍需仰賴正規作戰部隊這把「鐵鎚」。
但抵抗作戰雖無法單憑己力解圍，但它能為主力部隊與國際奧援爭取最寶貴的反擊條件。
留置作戰尚未形成完全體需繼續努力
漢光42號演習將「留置作戰」搬上檯面，向外界傳達了台灣正逐步將單一的灘岸防衛思維，擴展為全縱深與持久抗擊的戰略轉變。這套戰術本質上是一種「成本強加戰略」（Cost Imposition Strategy），透過精細的城鎮戰準備，大幅墊高中共對台作戰的預期損失與政治風險。
這項戰術要從演習課目轉變為真正具備嚇阻力的國防實力，仍有許多關鍵條件尚待補齊：國防部是否能依據《抵抗作戰構想》建立一套完善且無法律爭議的交戰規則？後備動員體系是否能有效支援這些去中心化的獨立作戰小組？以及城鎮韌性演練的覆蓋率能否擴及基層民防單位？
這些懸而未決的實務挑戰，才是留置作戰能否真正在台海防衛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最終檢驗標準，將戰術推演落實為制度化的防衛能量，是台灣軍方接下來無可迴避的嚴肅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