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則台灣醫師在日本執業看診時涉及女病患性侵的新聞，我腦中突然跳回2002年9月。那一年，我還在《壹週刊》工作，我們接到一通至今都忘不了的爆料電話。
打電話來的是一名中年女子。她在電話裡說，自己曾在婦產科看診時，被一名知名婦產科醫師在診間的病床上性侵犯。她情緒很不穩定，講話也有些混亂，但事情實在太嚴重，我們不可能只靠一通電話就做新聞。我們問她：「妳手上有沒有證據？」
她回答：「有，我有拍下來。」
這句話反而讓我們更困惑。她去看病，怎麼可能還能拍下自己被侵犯的過程？她解釋，事情第一次發生是在兩年前，這段經歷一直困擾著她，也害她得了憂鬱症，她始終心有不甘，所以後來決定再回去看診，並偷偷把過程錄下來，希望有一天能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的，控訴這位醫生。
由於爆料者的情緒不是很穩定，我們請她直接坐計程車到辦公室，把事情從頭講一次，我們同步也請了一名心理諮商師準備在旁陪伴。她後來真的來了，還帶著那卷錄影帶。
那個年代還不是手機隨手就能錄影，一卷錄影帶放在桌上，本身就有一種很奇怪的份量。我們把帶子放進機器，幾個人一起看。影像裡可以看到，許國邦與這名女子在診間病床上發生性行為。看到那一段時，大家突然安靜下來。
但震驚歸震驚，新聞不能只靠震驚。
我們最擔心的是，這會不會只是一方說法？錄影帶雖然拍到了畫面，卻不能自動回答所有問題。於是我們決定再往前查一步，派一名女記者假扮病患，到許國邦的診所實際看診。
當時我們設計的理由，是說女記者曾經墮胎不完全，擔心留下後遺症，想做檢查。女記者到了診所後，醫師先要求做腹部超音波。照一般經驗，腹部超音波把衣服掀起來就能做，但他卻要求女記者把褲子脫掉，接著又希望進一步做陰道超音波。
女記者覺得沒有必要，拒絕後離開診所。
事情到這裡已經夠怪了。更怪的是，當天晚上，她又接到醫師打來的電話，希望她趕快回去繼續檢查。我們幾個人在辦公室互看，心裡想的其實差不多：這位醫師是不是積極得有點過頭？
有爆料人的錄影帶，也有記者實際查訪，然後也找了醫師回應查證，雖然，他堅決不認，但他在診間病床上和女病患發生性行為是事實，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出刊。
那一期上市後，果然造成社會很大震撼。許醫師當時是頗具知名度的婦產科醫師，在婦癌化療領域也有一定名氣。正因如此，一名具有專業地位的醫師，突然捲進這樣的指控，社會反應特別強烈。
事件曝光後，北檢展開偵辦。後來許醫師一度傳喚不到，遭到通緝，大約兩年後，在台中路檢時被查獲，押回台北地檢署後以15萬元交保。檢方最後以妨害性自主相關罪嫌起訴，並具體求刑10年。
可是案子一進法院，整件事開始出現另一種角度。
法院在意的是：如果女子兩年前真的因為那次遭遇性侵犯，產生強烈恐懼，為什麼兩年後還會單獨回到同一間診所？許醫師方面也主張，女子曾經向他要30萬元。女方與檢方的說法則是，她之所以再次回診，就是為了蒐證、揭發許醫師。
於是，一卷我們當年看了極度震驚的錄影帶，到了法庭裡，變成完全不同的爭點。
影像可以證明兩人在診間發生性行為，卻還必須判斷：那段行為是不是違反女方意願？她回診錄影的動機是什麼？相關證據能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最後，法院判許醫師無罪。由於許醫師先前曾被羈押兩個多月，無罪判決之後，他也曾申請冤獄賠償，但被法院駁回，理由是他被關押，是因為他有逃亡的事實。
跑新聞的人很容易相信「有畫面就有真相」，但這個案子讓我印象深刻的，恰恰是畫面之後的那些問題。對記者來說，我們收到爆料、錄影帶、當事人訴說遭遇，及記者在診間病床上異常看診過程，這些材料已經能確信故事為真，並做成報導；但對法院來說，它要處理的是證據、動機與是否足以判定「妨害性自主」的罪。
二十多年後回頭看，我還是記得那卷錄影帶放在桌上的樣子。
它讓一則幾乎沒人敢相信的爆料，變成全台關注的新聞；也讓我第一次很清楚地明白，狗仔拍到或拿到一個畫面，從來不代表事情已經結束。很多時候，那才只是故事真正開始的地方。（本文內容由當事人口述，AI協力完成，經編輯核實無誤。《狗仔回憶錄》每逢週六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