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散步者的夢想／教育工作者
隨著下任北市市長選舉日近，不禁讓人質疑，溫文儒雅的蔣萬安到哪去了？
愛家愛妻的三寶爸竟對北市虐童案無法感同身受，變成打官腔回覆的冷血官僚？初出茅廬的政治新秀，怎麼瞬間就變成把選舉補助款搜刮殆盡的貪心政客？單靠一句合法，就把法律變成鑽漏洞的藉口，把自己變無賴？一市之長毫不避嫌，同意自己小孩申請北市教育局主辦之高中生交換項目？四年政績拿得出手的竟只有「生生有鮮奶」，「無菸城市」雷聲大、雨點小，還成了笑柄？
凡此種種，都讓人不得不懷疑四年前和四年後的蔣萬安是不是同一個人？可見就算是扮成了馬的驢子，只要包裝得好，還是得遛了一大圈後，才能見分曉。
不過，無能並不意外，因為這是藍營的權貴傳統。從小長輩就規劃好，照做即可，不必有太多意見。當兵太浪費時間，所以椎間盤就自動突出。要克紹箕裘，推甄政大外交系的答案就是蕭規曹隨。拿到美國律師執照，執業沒多久，就回國趕參政最後一班火車。所以他的成長過程與環境就是權貴政治，按長輩吩咐就能獲利，不用花力氣，更不必動腦。
不幸的是，長大後，他卻將當下的台灣政治窄化為身份政治或族群政治，只要切割我群與他群，自己人就會投票給他，一樣不花力氣、不必動腦。加上台灣的民主尚未成熟，使民粹（populism）盛行。簡言之，民主是權利與責任必然相連，而民粹則是只要權利，不要責任；只要成果，不要成本。難怪他敢將市長選舉補助款據為己有，對他而言，那就像自己人給的紅包或婚喪喜慶的份子錢，有什麼不敢拿（前任市長雖也如此，但好歹是在第二任，但他一上任就敢）？
而因為缺乏歷煉與挑戰，當然不會有什麼長進。雖拿了個博士與律師，但在現實政治操作上，卻常無法在第一時間作出適當回應。換言之，就是高度缺乏政治智慧與判斷力。例如同黨議員作球，請他買因藍營立委刪國務機要費，導致庇護工廠滯銷的月餅，他竟還要想大半天才能決定，把護主心切的議員給氣了半死。
如果他只是個「等因奉此」、做日常例行性行政管理的一般官僚、公務員也就算了，因為他們只須依法行政；無法可依，則只要依循慣例即可。但他卻是政治人物，而政治之所以必須存在的原因，就是政治必須面對此前未有的「變局」。而且繼網路時代而來的是變動更劇烈的AI時代，台灣所處的政治、經濟、國際局勢全都進入前所未有的時代與格局，而我們還能放心把這塊土地的前景交給一個只會套公式且實問虛答的人？
但不擅面對變局也是藍營傳統。因為傳統帝王術要的只是臣下代為治理，再大的變局也必須等候皇帝「聖斷」。所以權貴傳統只在意培養處理日常例行性事務管理的官員，關於政治性絕斷則是極為少數的特權。
蔣萬安對此並不缺乏自覺，也懂得找人代處理。但由於他的成長背景是只要處理例行性事務，自然不把變局視為帶來機會的挑戰，反而視之為是對舊制序的干擾與破壞。所以找來的並不是具有開闊眼界並積極面對的幕僚，反而是壓制干擾與破壞的鬥犬。而這也和他認知當下台灣政治就是身份政治、族群政治有關，所以他和幕僚扮演的是為自己人出氣的帶頭大哥和小弟（才會動不動就說「有事衝我來」這種電影裡江湖大哥的台詞）。而他們與其說是回應問題，倒不說是在呼喚族群作自己後盾（新黨玩過的「呼群保義」）。
把他成長的權貴傳統，和他對當下台灣政治的理解加在一起，自然就可以了解他為什麼能自我感覺良好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簡言之，一切利益都是自然該得的，現在得不到都是因為被特定族群所剝奪。而在新時代裏就要以自己所屬族群為後盾，玩起貌似民主的遊戲，以奪回自己本該得到的利益。至於過程中該花費的成本、該承擔的責任都與自己無關。
民主時代本不該有權貴，但少數特殊狀況下的權貴如有自覺，就會自知身受民眾供養，不只該要求自己不只避嫌，更必須身為表率（像丹麥公主伊莎貝拉入伍服役，放棄所有特權與薪資。日本明仁上皇要求宮內廰，將來喪事從簡，避免對國民生活造成不便）。但蔣萬安不只不必服役，更不避嫌地在父親任外交部長時推甄上政大外交系；所以他當然不認為自己當台北市長，兒子就不能申請北市高中的國際交換生。只能說這還真是另類的「家學淵源」。
而以當下台灣政治而言，族群差異雖是事實，但「國家」的存在不正是要試圖透過政治上的共同認同，使族群差異不致成為矛盾與衝突的根源？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融爐不就是最好的範例？不此之圖，卻將族群差異視為成就其個人政治前途的私產，而無視可能造成族群撕裂、政治動蕩、國家紛擾的成本。這不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到了享盡一切利益、推卸一切責任，吃乾抹淨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的代表？
但他沒想到過去靠愛家三寶爸人設崛起，現在雖然同樣是愛孩子（偏私與不避嫌），卻可能因而墜落。除了感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外，會不會是因為刻意與過度的展示（例如聯合報的父子專訪），才造成了這一切？而相較絕大多數政治人物不讓子女曝光，這種刻意與過度的展示，會不會是掩飾自身無能空洞的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