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你給我聽好了」──讓市民聲音進入選舉

9月9日，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推出「市長，你給我聽好了」市民平台。市民透過LINE選擇行政區與議題，留下對交通、環境、修繕、住房等城市問題的意見，同時也能瀏覽其它人的發言。平台全天候開放，市民不必配合座談會或說明會的時間，任何時段都能進場留下意見。從8日20時上線起，到筆者截稿的時間11日23點59分59秒，頁面顯示的「市民聲音」已達到逼近3萬則。沈伯洋並預告，這些意見將在10月帶入實體活動並轉化為政策討論。

這套設計把市民放到選舉議程與政見形成的前端。參與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提出哪些問題應該進入台北市長選舉的公共議程，同時也能看見其他市民關心些什麼。這種開放式參與能否把分散的生活經驗轉化為市政議題？並在看見彼此與持續參與的過程中，這種開放式參與能否把分散的生活經驗轉化為共同的市政議題，並在彼此看見與持續參與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對共同城市問題的共識與「參與共同體」的認同？

市政公民參與在台北市已有一段歷史。從柯文哲時期的勞動局長i-Voting票選、公民審議到參與式預算，市民曾以不同方式進入市政決策。沈伯洋這次實驗的意義，也必須放回這段歷史中比較。

把市民直接帶進政治決策，台北已有10多年的實驗經驗。2014年底，柯文哲在正式就任市長前推動勞動局長民選，由2萬多個市民參與人選決定，最後由現任苗栗縣府縣長、前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資深成員賴香伶勝出。這項制度直接碰觸市長擁有的人事任命權，市民取得的是一項具有明確結果的選擇權。

就任後，柯市府又把公民參與擴展到政策形成。2015年的公民咖啡館讓市民面對面討論市政議題，柯文哲當時將「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列為施政理念，希望藉由討論掌握市民需求。 隨後推動的參與式預算更具制度性。市民可以參加住民大會、提出方案，與相關局處討論可行性，再經審議與投票進入執行程序。柯文哲後來也將這套過程與公民教育連結，強調居民提案、政府部門協商以及市民投票都是參與的一部分。

勞動局長票選曾經把部分人事決定權交給市民，參與式預算也已讓市民進入提案、審議與資源配置。沈伯洋目前採取的形式，差異主要出現在參與發生的位置以及參與者彼此如何產生連結。這也構成下一個比較的起點。

兩萬多個台北市民在i-Voting中，是在已經形成的候選名單作出抉擇，投票結果具有直接的人事效果。柯文哲把公民參與推進了決策階段，也因此讓 i-Voting 帶有相當強的直接民主色彩。

「市長，你給我聽好了」市民平台則把公民參與從決策端前移到議程形成與問題定義階段。 市民不再只對既有選項作出選擇，而是先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提出哪些問題應該進入台北市政議程。參與者等待發言期間，也可以瀏覽其他市民提出的內容。沈伯洋團隊規劃將這些資料帶入10月的實體討論，再逐步形成政策回應。

倫敦政經學院柏林納（Daniel Berliner）教授於今年7月甫出版的研究發現，開放程度較高的參與制度允許參與者自行提出問題，並以自己的語言描述親身經驗、問題脈絡與提出主張的理由。政策制定者因此較有機會接觸到原先未被納入議程的問題，也較容易取得問題發生的脈絡、跨領域連結與地方經驗／知識，形成比投票或封閉式問卷更為「厚實」的資訊。依照柏林納的分類框架，「市長，你給我聽好了」可歸入議題範圍與表達形式都開放的參與機制。市民自行決定哪些城市問題應進入討論，再以個人經驗描述問題；食安、交通、環境等分類主要用於後端整理，並未事先限定發言範圍。這也使它與 i-Voting 形成清楚差異。i-Voting 的問題與答案都已預先設定，市民在既有選項中作出決定；沈伯洋的平台則讓市民更早進入問題定義與公共議程形成的過程。柯文哲將部分決定答案的權力交給市民，沈伯洋則把一部分提出問題與形成議程的空間向市民開放。

「市長，你給我聽好了」與 i-Voting 還有一項重要差異。i-Voting 中的市民各自投下選票，彼此之間不需要發生關係；沈伯洋的平台則刻意提高參與者之間的可見性。排隊期間可以閱讀其它人的發言，也能查看十二個行政區的熱門議題與統計，知道不同地區的市民正在關心什麼。原本屬於個人的交通困擾、環境抱怨或育兒經驗，因而有機會與其他人的相似經驗並置，形成對共同問題的理解。

現有研究已經相當清楚地指出，光是參與這項行動本身會改變人如何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當市民看到自己的生活困擾並非孤立個案，而是和其它市民面對的處境彼此重疊，「我的問題」就可能逐漸被理解成「我們的問題」。這種共同處境的感受，會進一步形成對某個群體的認同，也提高持續參與的意願。實際的參與越多，這種認同又可能被進一步強化，形成參與與認同彼此推動的循環。

「市長，你給我聽好了」所欲形成的認同對象大致有三層。第一層是對共同城市問題的認同，第二層是對「一起關心台北、一起參與討論的人」這個參與共同體的認同，第三層才可能進一步延伸到對這場選舉以及候選人的政治認同。10月若能把線上參與帶進實體互動，這幾層認同就有可能彼此疊加，進而形成「共同成就一個偉大城市」的光榮感。這也是「新市民主義」在這場選舉中可能具有的意義——讓市民透過參與形成彼此的政治連結，再把這些連結轉化為持續改善市政的行動。

第一件事是，低門檻能否帶來更廣泛、更多元的參與。首日上線即超過九千則的「市民聲音」，顯示市民參與市政的熱度，也與平台本身極低的參與門檻有關。政治參與的研究指出，時間、教育、政治興趣與公民技能等資源分布並不平均，資源較充足者通常更容易進入政治參與。沈伯洋選擇台灣民眾高度熟悉的 LINE 作為入口，省去了下載新程式、註冊新帳號與學習操作介面的成本，市民用原本每天使用的工具，花幾分鐘便能留下意見。這種設計降低了時間、技術與使用習慣造成的參與門檻，也擴大了原先不會出席座談會、住民大會或競選活動者進場的可能。當然，主動留言者仍可能較關心政治或具有較高參與意願；然而，這批資料很適合用來發現城市問題、地方差異與生活經驗，也讓失去台北市執政權長達28年的民進黨，在形成政見時，多了一批直接來自市民日常生活的素材。(我發現，這放在第一件事，但是這個第一件事是什麼？感覺沒有說明白)

第二件事是參與能否轉化成選舉動員。沈伯洋目前仍是參選人，手上沒有市政府的行政權，平台蒐集到的意見也無法直接進入預算、局處協調與政策執行。十月的實體活動所能做到的，是延長市民與候選人、市民與市民之間的接觸，讓參與者看見自己的意見如何被整理與回應。放在選舉場域，這些接觸具有直接的動員意義。人際接觸、地方網絡與持續互動，本來就是提高投票參與的重要力量。對沈伯洋而言，關鍵將是首批留言者之中有多少人願意繼續回來、參加實體活動，最後把參與轉化為投票。

第三件事是這套參與能否在選舉之後留下來。十月有多少線上參與者願意走進實體活動，活動之後是否繼續回到平台或參與其他行動，可以先檢驗這套網絡能否維持。若沈伯洋贏得市長選舉，選舉期間蒐集的聲音能否進入市府決策，市民能否持續參與政策討論，政府能否建立固定的回應與修正機制，才會進入另一個階段的考驗。選舉可以創造政治參與，執政之後能不能讓參與留下來，將決定這套方法最後停留在競選工具，或進一步成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要回答的民主課題。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律師世代，面對的是戒嚴、黨國體制與政治壓迫，他們從法庭走進選舉，把人權保護、法治和民主一步步制度化。到了野百合世代，民主化已經往前走了一大段，這一代人接著處理國會與憲政改革，學習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學著用新制度改變舊制度。

到了野草莓、太陽花之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政治環境又換了一套新的題組。中國崛起、認知戰、民主倒退、國家安全、數位科技與公民社會發展，全都壓縮在同一張考卷上。沈伯洋的公共經歷恰恰能夠說明這種轉變。他從法律、犯罪學與人權工作出發，擔任過台灣人權促進會委員，後來投入台灣民主實驗室、黑熊學院，再進入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一路走來，他碰到的問題從人權與法治，逐步擴大到中國資訊操作、民主韌性、國家安全與公民防衛。

沈伯洋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也多了一層世代傳承的意味。上一代把民主制度建立起來，這一代接手的工作，是讓民主繼續往日常生活裡扎根，讓市民在投票之外也能參與問題定義、政策形成與公共討論。與此同時，面對中國等威權勢力向外擴張，民主還需要更強的公民社會、韌性與制度防衛能力。

民主的接力棒，一棒接一棒。上一代種下的民主種子，也更要由可託付的下一代接著照料，讓它穿過疾風驟雨，在城市的日常裡，綻放一朵又一朵自由的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