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什麼能培養出這麼多文化創作者？

去年蔡瀾過世時，我忽然想到，人們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黃霑、蔡瀾——如今都已離世。再往前回想，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拍過的喜劇，倪匡筆下的衛斯理，金庸的武俠世界，黃霑寫下的粵語歌詞，蔡瀾談飲食、電影與生活，幾乎陪著幾代華人長大。

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香港為什麼能在一個人口與土地都有限的地方，同時出現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創作者。電影、電視、武俠小說、科幻小說、漫畫、流行歌曲、報紙專欄，香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產生的文化作品，影響範圍遠遠超過這座城市本身。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香港逐步進入英國殖民統治，直到1997年。英國帶來法律、行政、教育與商業制度，城市裡卻一直以華人為人口主體。粵語是日常生活語言，中文報紙、傳統節慶、飲食與宗族文化沒有因此消失；另一方面，英語教育、荷里活（好萊塢）電影、西洋流行音樂與現代商業制度又長期存在。香港文化後來形成的樣子，也很難分成「中國的」或「西方的」兩半。

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戰亂、政局與經濟變動，把中國不同地區的人帶到這裡。他們帶來上海的電影人才、江南的文學傳統、廣東的粵語文化，也接觸英美、日本與東南亞的文化產品。香港四大才子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例子：金庸出生浙江，倪匡出生上海，黃霑出生廣州，蔡瀾則出生於新加坡。他們後來都在香港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或許正是香港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保存了許多中國文化元素，卻很少只是原封不動地保存。

金庸寫的是中國歷史、江湖、儒釋道、家國與倫理，但他的武俠小說同時也是現代報業與商業連載制度下的產品。倪匡寫衛斯理，題材可以一路從外星人、時間旅行寫到靈魂與超自然現象，形式接近西方科幻與冒險小說，人物說話和思考卻又充滿華人社會的味道。香港電影裡的武術、幫會、道士、殭屍，可以和警匪片、荷里活動作片甚至日本漫畫的元素放在同一個銀幕裡。

到了1970年代，這種混合開始大量進入本地大眾文化。香港粵語流行曲早期受到英美流行音樂影響，許冠傑卻可以把西洋搖滾的形式拿來唱香港市民每天碰到的生活。1970年代本地電視迅速普及，粵語電視劇、主題曲與唱片工業彼此帶動，使原本不占主流位置的粵語歌曲逐漸變成一個龐大的商業市場。

電影也是如此。1970年代初期香港電影一度以國語片占優勢，粵語電影甚至短暫陷入低潮，但隨著電視、本地喜劇和粵語文化興起，市場很快翻轉。李小龍的功夫片、許冠文的市民喜劇，以及後來成龍、徐克等人的作品，各自走出完全不同的方向。電影、電視、廣播與粵語流行曲彼此也不是孤立發展，而是在同一個文化市場裡互相帶動。

一個創作者能不能出現，除了個人才華，也需要周圍有足夠密集的產業。香港當年有報紙需要連載小說，有電台需要節目，有電視台需要大量戲劇，有電影公司需要劇本、導演與演員，有唱片公司需要歌曲，還有雜誌、漫畫與出版社。小說可以改成電影，電視劇可以帶動主題曲，歌手可以拍電影，編劇可以寫專欄，作家可以主持節目。一個人的作品進入市場之後，很容易再流向另一種媒介。

香港本地人口有限，它面對的市場卻不只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都曾經是香港電影、電視、小說與歌曲的消費者。一個只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因此可以支撐遠比本地市場更大的文化工業。人口與文化從不同地方進入香港，經過重新組合，再從香港輸出，逐漸形成一種很有辨識度的文化產品。

當然，把那個年代想得太美也沒有必要。高度商業化的市場同樣會產生跟風、抄襲、公式化與大量很快被淘汰的作品。電影公司一年拍很多電影，不可能部部都是經典；報紙每天需要稿件，也不可能篇篇金庸。香港文化的旺盛，某種程度正是建立在大量生產、大量競爭與大量失敗之上。

當幾家電視台互相競爭，電影公司不斷找新題材，報紙每天需要內容，唱片公司尋找下一首熱門歌曲，年輕創作者就會有入口。一百個作品裡即使九十個很普通，只要這套機器持續運轉，剩下的幾個就可能變成後來的經典。香港令人驚嘆的地方，或許是曾經擁有一個可以不斷把人才送進市場、讓作品接受檢驗的文化生態。

繁體中文、粵語、中國傳統、英國制度、西方流行文化、日本動漫、東南亞華人市場，這些東西同時出現在一座城市裡，看起來有些雜亂，最後卻變成香港最鮮明的特色。它並沒有因為接受外來文化就失去自己的樣子，很多時候恰恰是在吸收、改寫與重新組合之後，才長出別人模仿不了的香港味。

我現在回頭看金庸、倪匡、黃霑、蔡瀾，或重新看到許氏兄弟那些幾十年前的作品，感觸已經和年輕時不太一樣。我看到的不只是幾個熟悉的名字，而是一座城市曾經具備的文化密度。

文化很少是在真空裡長出來的。它需要人流動、語言交流、市場支撐，也需要不同背景的人彼此碰撞。一座城市如果能讓外來的東西進來，讓自己的東西留下，再讓兩者重新組合，時間久了，就可能產生一些事先沒有人設計得出來的作品。香港曾經大量做到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