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履中／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台灣正在經歷一場世界民主政體中極為罕見的大規模罷免行動，公民團體針對在野的國民黨立委展開連署與動員，理由包括「親中」、「杯葛議事」、「亂刪預算」等。罷免行動團體的發起動機，多是出於對台灣未來的真誠擔憂，許多人擔心若不及早制衡立院內親中的勢力，台灣將難以抵擋來自北京日益進逼的統戰策略。然而，當罷免正式進入選舉程序，我們應從更高的視角思考：罷免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會變得更穩固，還是更對立？這不只是策略問題，而是我們是否真的理解民主制度的本質。
首先必須明白，罷免本身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們應該尊重任何依法進行的罷免程序。罷免機制的設計，是為了讓選民在極端失望與不信任的情況下，有機會提前終止民意代表的任期。但制度的設計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選輸就換人」，更不是鼓勵在選舉失利後以報復心態持續動員社會對立。
對此，美國的經驗或許具有參考價值。根據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研究，美國在憲政設計上不納入罷免聯邦層級民選官員的規定，正是因為罷免會削弱選舉結果的穩定性，進而危及民主制度的正當性。以當前美國的內部對立情況為例，即便川普總統引發諸多爭議，以及近期國會通過的「大又美法案」，都讓在野的民主黨極度不滿，民主黨也沒有合法的手段來推動大規模民間罷免運動，來試圖提前終止對方職權，美國社會普遍認知就是，「等到下次選舉」一切都會出現轉變！這樣的制度性耐心，某種程度來說，就是穩健民主的象徵。
回到台灣當下的政治現場，發起罷免的團體有其正當焦慮，許多人對部分國民黨立委在兩岸、國會表現上的立場失望甚至憤怒。然而，若將罷免視為反制在野黨、清算選舉失利的工具，這將為日後台灣的選舉文化與政黨互動帶來沉重代價。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目前的罷免動員過程中，社會對立急速升溫。近日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被反對者在社群留下死亡威脅；而反罷免群體亦對綠營立委發出類似人身恐嚇。罷免變成仇恨的出口，讓台灣民眾開始失去對話與理解的能力。關注罷免議題的民眾只願看見自己立場所見的「正義」，卻拒絕看見他人觀點中也可能有的合理擔憂。這樣的「選邊站」，讓我們愈走愈遠，甚至讓政治逐漸走向非理性的撕裂與報復。
此刻，不論支持或反對罷免，台灣社會需要了解，既然罷免已正式進行，與其爭論其正當性，台灣更需要共同思考罷免結束後，該如何收拾殘局、走向和解。政治人物與政黨應該現在就開始對支持者說清楚：無論罷免是否成功，民主都必須建立在「願賭服輸」的精神上。若罷免成功，國民黨應接受結果、反思立場；若罷免失敗，執政黨與支持者也應冷靜面對，停止將異議者貼上敵對標籤。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當罷免行動將在野黨推向邊緣、將政治異議視為叛國行為時，我們其實也正在把台灣推向一種「敵我化治理」的風險？尤其在國際局勢快速變動的此刻，中美進入新冷戰格局，全球化轉為以政治立場作為區分貿易夥伴的「再全球化」，更重要的是當科技競爭進入AI時代，台灣在這個新戰場中，如果能有穩定的政經局勢作為支撐，加上團結構思出前瞻性的全面科技經貿戰略，台灣真的有極佳優勢可能稱霸！然而，如果我們的政治系統無法提供穩定、理性的對話機制，而是進一步淪為報復與動員的平台，那麼台灣的產業優勢，也很可能會因此而被弱化。
坦白說，關注公共議題的台灣民眾大多有自己對政治的看法，任何立場的政治參與，在民主社會中都應該尊重，但同時也要提醒：真正的民主，不只是用力地站出來，也需要理性思考站出來「之後呢？」。民主的責任，不止在選前動員，更在選後治理。若我們無法對結果釋懷、無法讓社會慢慢走出對立，那麼，不管罷免結果如何，輸的都會是台灣。
這場罷免，是人民意志的展現，但更是一次對台灣集體民主素養的考驗。希望台灣在大罷免之後，得到的不只是惡性循環，而是可以邁向更成熟的民主。雙方都應準備好，在輸的時候，必須要能服氣。這樣的民主，才是我們應該共同守護的台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