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履中/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台灣正在經歷一場世界民主政體中極為罕見的大規模罷免行動,公民團體針對在野的國民黨立委展開連署與動員,理由包括「親中」、「杯葛議事」、「亂刪預算」等。罷免行動團體的發起動機,多是出於對台灣未來的真誠擔憂,許多人擔心若不及早制衡立院內親中的勢力,台灣將難以抵擋來自北京日益進逼的統戰策略。然而,當罷免正式進入選舉程序,我們應從更高的視角思考:罷免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會變得更穩固,還是更對立?這不只是策略問題,而是我們是否真的理解民主制度的本質。
首先必須明白,罷免本身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們應該尊重任何依法進行的罷免程序。罷免機制的設計,是為了讓選民在極端失望與不信任的情況下,有機會提前終止民意代表的任期。但制度的設計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選輸就換人」,更不是鼓勵在選舉失利後以報復心態持續動員社會對立。
對此,美國的經驗或許具有參考價值。根據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研究,美國在憲政設計上不納入罷免聯邦層級民選官員的規定,正是因為罷免會削弱選舉結果的穩定性,進而危及民主制度的正當性。以當前美國的內部對立情況為例,即便川普總統引發諸多爭議,以及近期國會通過的「大又美法案」,都讓在野的民主黨極度不滿,民主黨也沒有合法的手段來推動大規模民間罷免運動,來試圖提前終止對方職權,美國社會普遍認知就是,「等到下次選舉」一切都會出現轉變!這樣的制度性耐心,某種程度來說,就是穩健民主的象徵。
回到台灣當下的政治現場,發起罷免的團體有其正當焦慮,許多人對部分國民黨立委在兩岸、國會表現上的立場失望甚至憤怒。然而,若將罷免視為反制在野黨、清算選舉失利的工具,這將為日後台灣的選舉文化與政黨互動帶來沉重代價。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目前的罷免動員過程中,社會對立急速升溫。近日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被反對者在社群留下死亡威脅;而反罷免群體亦對綠營立委發出類似人身恐嚇。罷免變成仇恨的出口,讓台灣民眾開始失去對話與理解的能力。關注罷免議題的民眾只願看見自己立場所見的「正義」,卻拒絕看見他人觀點中也可能有的合理擔憂。這樣的「選邊站」,讓我們愈走愈遠,甚至讓政治逐漸走向非理性的撕裂與報復。
此刻,不論支持或反對罷免,台灣社會需要了解,既然罷免已正式進行,與其爭論其正當性,台灣更需要共同思考罷免結束後,該如何收拾殘局、走向和解。政治人物與政黨應該現在就開始對支持者說清楚:無論罷免是否成功,民主都必須建立在「願賭服輸」的精神上。若罷免成功,國民黨應接受結果、反思立場;若罷免失敗,執政黨與支持者也應冷靜面對,停止將異議者貼上敵對標籤。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當罷免行動將在野黨推向邊緣、將政治異議視為叛國行為時,我們其實也正在把台灣推向一種「敵我化治理」的風險?尤其在國際局勢快速變動的此刻,中美進入新冷戰格局,全球化轉為以政治立場作為區分貿易夥伴的「再全球化」,更重要的是當科技競爭進入AI時代,台灣在這個新戰場中,如果能有穩定的政經局勢作為支撐,加上團結構思出前瞻性的全面科技經貿戰略,台灣真的有極佳優勢可能稱霸!然而,如果我們的政治系統無法提供穩定、理性的對話機制,而是進一步淪為報復與動員的平台,那麼台灣的產業優勢,也很可能會因此而被弱化。
坦白說,關注公共議題的台灣民眾大多有自己對政治的看法,任何立場的政治參與,在民主社會中都應該尊重,但同時也要提醒:真正的民主,不只是用力地站出來,也需要理性思考站出來「之後呢?」。民主的責任,不止在選前動員,更在選後治理。若我們無法對結果釋懷、無法讓社會慢慢走出對立,那麼,不管罷免結果如何,輸的都會是台灣。
這場罷免,是人民意志的展現,但更是一次對台灣集體民主素養的考驗。希望台灣在大罷免之後,得到的不只是惡性循環,而是可以邁向更成熟的民主。雙方都應準備好,在輸的時候,必須要能服氣。這樣的民主,才是我們應該共同守護的台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