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日前（7月1日），歐盟正式將其《打擊假訊息行為準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納入《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強制適用的規範框架。這意味的是，《打擊假訊息行為準則》已從過往僅具象徵意義的「自律協議」，轉變成為平台法遵合規義務的一部分。此一轉變，不僅改變歐洲數位治理的進程，也引起有關言論自由、跨境平台責任、甚至美歐貿易談判主權等爭議。
歐盟數位治理邏輯：從自律到共管
歐盟於2018年推出初版《打擊假訊息準則》，2022年修訂強化，2025年正式納入《數位服務法》，其邏輯從「平台承諾」轉向「系統性風險管理」。根據《數位服務法》第34與第35條，超大型線上平台（VLOPs）與超大型搜尋引擎（VLOSEs）須定期進行風險評估與獨立稽核，以證明其有效防範假訊息傳播的能力，而《準則》則成為此一過程中重要的合規基準。
這套治理邏輯不是針對單一內容進行審查，而是針對平台演算法、推薦機制與數位廣告的「系統性偏誤」加以規範。例如歐盟委員會發言人Thomas Regnier強調，這些規範的核心不在於移除內容，而是「提升透明度、強化使用者權益、打擊資訊操控」的機制設計。這也意味著平台的每項設計，從資訊排序到廣告投放策略，都必須接受公共檢視與問責。
言論自由或言論審查？
然而，此一制度設計也遭遇來自美國政界與企業界的強烈反彈。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Jim Jordan與其他四位共和黨議員曾聯名致函歐盟，批評DSA與準則要求平台「系統性審查假訊息」的做法，將形成「事實上的全球審查機制」，影響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
這類指控雖然未必準確，卻反映跨大西洋兩岸在「數位主權」理解上的根本分歧。歐盟強調的是「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公共責任」，而美國則傾向「市場自律」與「憲法保障的個體自由」。因此，歐盟規範一旦涉及跨境平台行為，極易被美方詮釋為非正當干預。
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執行長Clare Melford則反駁此類論調，她指出：「真正被壓抑的不是極端言論，而是中間溫和的聲音」，因為平台演算法傾向放大情緒化、極端化內容，而不是建立多元對話。她進一步批評：「這種將一切管制都貼上『言論審查』標籤的說法，是有意製造寒蟬效應，打擊公民社會與研究機構的批判功能」。
執法挑戰：審核框架與平台撤退潮
儘管法制化讓準則地位提升，但實施面臨巨大挑戰。首先，許多平台開始撤出或減少對準則的承諾。例如X平台（舊稱Twitter）在馬斯克收購後即退出原本遵守《打擊假訊息準則》之列，Google與微軟也大幅刪減其承諾項目，尤其是事實查核與政治廣告透明化措施。另根據Democracy Reporting International的報告，2022至2025年間，主要平台對準則的承諾項目減少了31%。
這不僅凸顯平台對「自律協議轉為共管義務」的抗拒，也暴露歐盟在「合規監督與稽核標準」上的不足。目前稽核程序仍缺乏統一方法與明確指標，使得平台可自行界定其合規標準。正如歐洲監理機關平台（European Platform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PRA）副主席Stanislav Matejka所言：「是否真正有效，端賴第一輪稽核報告是否能揭示事實、指引改進方向」。
此外，由於歐盟將大量審核工作與監測責任交由公民社會團體執行，卻未同步提供資金與制度支援，也形成了「資源不對等」的執法落差。歐洲假訊息實驗室（EU DisinfoLab）總監Alexandre Alaphilippe直言：「我們正陷入重複性的制度循環：啟動新機制→執行→反彈→改版→再啟動，卻始終未解決結構性問題」。
民主韌性與外部壓力
歐盟選擇此時將《打擊假訊息準則》進一步法制化，並非巧合。7月9日即將舉行的美歐貿易談判，正因加拿大數位服務稅與歐盟數位規範問題而緊張升高。川普總統曾譴責加拿大數位服務稅是「抄襲歐盟的惡例」，並立即中止談判直到加拿大取消稅制。歐盟也同樣面對來自美方施壓，但至今仍堅持「DSA與《數位市場法》（DMA）不列入談判議程」，強調立法自治不容他國干預。
然而在地緣政治拉鋸下，歐盟是否能持續維持這種「制度自信」，仍是一大挑戰。如同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Claes de Vreese所言：「這場角力不是關於言論自由，而是關於制度意志與民主韌性」。
向下扎根：防衛歐盟民主的基礎建設
在網路內容治理的巨觀戰略之下，歐盟也正強化事實查核的基礎建設。2025年4月起，歐盟啟動「歐洲民主防衛盾」（European Democracy Shield）計畫，編列500萬歐元補助擴建跨國的事實查核網絡，建立多語言、跨國家、含有回應能力與查核資料庫的協作平台。
這不僅是因應假訊息的政策行動，更代表歐盟嘗試在治理規範之外，強化「資訊生態系」的韌性。正如Mozilla基金會政策主管Claire Pershan提醒：「當我們討論《打擊假訊息準則》時，不能忽略數位平台對研究資料的限制、對事實查核網絡資源的壓縮。這些才是對公共知識與資訊秩序真正的侵蝕」。
歐盟將《打擊假訊息準則》納入《數位服務法》，不僅是歐洲內部數位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一場關於21世紀言論自由、民主防衛與全球規範主權的指標性戰役。這不只是關乎「平台是否守法」，更關乎「制度能否自保」，甚至是「公共知識是否仍有發聲空間」。
從台灣的角度觀察，我們或許也該思考：當民主社會面對跨境假訊息、操控型平台與資訊失序時，是否願意投注政治意志與制度資源，為下一代守護資訊真實與公共討論的基礎？這正是歐盟此刻所做的堅定選擇，而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