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AI 晶片巨頭輝達（NVIDIA）面臨外國情報活動疑雲。執行長黃仁勳公開承認對妻子不忠，董事會同日啟動獨立調查，並表示目前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國安或輝達機密已受損。據路透社轉述《紐約時報》報導，美方調查認為，輝達客戶 Megaspeed 的前高管黃樂是中國情報機構可利用的人員。這起事件把一道國安考題擺在科技業面前：當接近科技巨頭核心的人同時具有商業身分，企業能否及時辨識異常接觸、保護核心技術？
「一個人能頂幾個師」：國共內戰留下的辦公室教訓
大眾談到情報員，總聯想到《007》電影裡身手不凡的特務。但歷史告訴我們，最致命的間諜可能就坐在隔壁辦公室。
熊向暉身為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1943年傳出胡宗南準備閃擊延安的消息，1947年又將進攻延安的作戰計畫交給中共地下情報網。據中共黨史資料轉述，毛澤東大讚他「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到了國共內戰三大戰役，滲透已跨越戰區。遼瀋戰役中，李英澤在東北「剿總」司令部第四處（軍需處）負責後勤統計，從糧秣、被服與薪餉帳冊判讀前線兵力。另有文史報導稱他為第二科科長。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據商丘市政協文史資料，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在作戰方案下達部隊前，已將方案傳給中共。平津戰役中，傅作義的少將秘書閻又文回報華北國軍的部署，以及由塘沽走海路南下、向西退往綏遠的兩條備用退路。
翻開國史館公開的蔣中正日記，1947年3月的反省錄記下「克復共匪老巢之延安城」，這段記載未提作戰計畫早已外流。1948年徐蚌會戰期間，據11月28日日記的既有摘錄，杜聿明懷疑參謀部有人洩密，要求與蔣單獨商定行動，蔣同意了。這則摘錄未點名郭汝瑰。郭後來在宜賓率部倒戈，據研究者轉引解放軍第十八軍《戰鬥日誌》，第七十二軍於1949年12月12日中午發出通電。蔣在同日日記寫道「正午與成都通話，知無變化，此心乃安」，接著記下他對胡宗南部隊能否安全集中的關切。11日和12日的日記正文均未點名郭汝瑰，整理本提到郭在宜賓率部投共的文字出自編者註。
同樣的盲點也出現在會議桌旁。中央黨部速記員沈安娜記錄蔣介石主持的高層會議，被中共黨史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速記席看似只負責庶務，卻能持續掌握決策過程。蔣介石在1949年1月的反省錄痛陳「新制度未能適合現在之國情與需要」。從目前核對的日記來看，他反省過制度失敗，也聽到過洩密警訊，卻沒有留下查明這些情報管道的記載。
現代情報質變：中共的「千粒沙」與大數據拼接
到了今天，滲透關鍵職位之外，零碎資料也能被拼成情報。「千粒沙」的比喻是，大批遊客走進海灘，每人帶回一粒沙，集中起來便能分析整片海岸。在科技業，一份公開招標文件、一張工程師參訪照片、一筆手機定位紀錄，單獨看來稀鬆平常，交叉比對卻可能暴露研發時程、關鍵人員動線和供應鏈弱點。
北京已將情報協力寫入法律。《國家情報法》第7條要求任何組織與公民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將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與數據納入規範。《數據安全法》第35條規定，公安與國安機關因維護國安或偵查犯罪而依法調取數據時，有關組織及個人應予配合。《網絡安全法》第39條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把在中國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及重要數據存於境內。企業選擇合作對象和資料存放地時，必須弄清楚誰受這些義務約束、哪些資料可能被依法調取。
澳洲刑法設有「魯莽外國干預罪」，依行為與外國勢力的關聯、是否採取隱蔽或欺騙等手段，以及對法律所保護利益造成影響的風險認定。2026年9月，雪梨商人瑟戈（Alexander Csergo）因該罪被判刑三年半。
美國禁止資料經紀商將可識別個人的敏感資料提供給外國對手或其控制的實體，並對受規範的應用程式設下「合格剝離」要求，否則限制其散布、維護與更新。英國和加拿大也透過登記制度，要求揭露達到各自法定門檻的外國指示或安排及其政治影響活動。這些制度分別追查秘密指揮、限制敏感資料外流，以及揭露政治影響活動的來源。
台灣的下一步：將杜威的「判斷力」變成全民防線
臺灣已有《反滲透法》，《國家安全法》也有保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的規定。面對「千粒沙」式的日常滲透，還須補上制度缺口。國安局在立法院提出的修法方向，聚焦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委託或資助，在臺從事跟監、騷擾或威脅等行為。行政院應提出明確條文，讓司法機關沿著資金與指揮鏈向上追查，並為受害者建立即時通報、證據保全及保護機制。
國防部應定期複核接觸機密的軍職人員權限。科技企業董事會也應把高階主管納入異常接觸通報與權限稽核。誰接觸了哪一類資訊、由誰授權、異常發生後由誰調查，都應留有紀錄可供查核。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在《公眾及其問題》中寫道：「民主的弊病，要靠更多的民主來醫治。」落實到防諜教育，就是透過真實案例，訓練軍職人員、工程師與企業主管查核來源、辨認誰在出資或下指令，以及判斷零碎資料拼接後會暴露什麼。
從延安到輝達，最值得追問的始終是誰能接近決策、誰能取用資訊、出現警訊時誰會追查。臺灣要守住科技矽盾，就要讓每一個人能辨認風險、敢於通報，也讓每一個掌權者接受查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