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琪／新聞傳播學退休教授
2026年10月31日，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與沈伯洋舉行電視辯論。辯論結束後，引起最大爭議的竟不是兩人的政策主張，而是媒體提問的題目，早在辯論前兩天就已送到雙方競選團隊手中。
由於蔣萬安回答媒體提問時低頭看稿，引發部分觀眾質疑是否有人事先洩題。主辦單位TVBS隨後澄清，10月15日協調會中，兩個陣營已同意提前提供題目，並於10月29日下午4時同步送達。
TVBS新聞部資深經理范立達說明，這項安排沿襲2022年由TVBS與三立共同主辦的台北市長辯論。當年三位候選人（蔣萬安、陳時中、黃珊珊）陣營同意事先取得媒體題目，目的是避免有人私下洩題，造成資訊不對等；2026年則延續相同做法。
這個說法有部分道理。既然雙方事前同意、同步取得題目，就不能簡化成某一方作弊，更不應與私下洩題混為一談。然而，候選人之間的程序公平，是否就代表一場選舉辯論已經符合新聞專業的要求？
當媒體把具體問題提前交給候選人，我們看到的究竟是民主社會的公共問責，還是一場準備充分的政策發表會？
從專家提問到公民參與：台灣二十多年的辯論史
台灣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自2004年正式登場以來，提問制度經歷多次變化。
2004年陳水扁與連戰的首場辯論，由公視董事長吳豐山主持，邀請王榮璋、朱敬一、王業立、林靜萍及黃崑巖等五位民間專家學者提問，藉由不同專業領域檢驗候選人的治國能力。
2008年馬英九與謝長廷的辯論，則首創公民影音提問。主辦單位從456件投稿中選出20題，涵蓋經濟、農業、教育、人權及同志婚姻等議題，並在辯論前一天公開，媒體甚至以「Open Book」形容這樣的辯論形式。
這說明事先公布具體問題，並非2022年才出現的新做法。但2008年是將公民提問向全社會公開，2022年則是媒體將自己準備的問題提前交給候選人陣營，兩者的制度及新聞專業意義不同。
2012年總統大選，由公共電視與「四報一社」——《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及中央社——共同主辦三場辯論，包括兩場總統（國民黨：馬英九；民進黨：蔡英文；親民黨：宋楚瑜）及一場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蘇嘉全；林瑞雄）辯論，均由公視董事長趙雅麗主持。
2011年12月3日該次總統辯論的首場，由中央社呂志翔、蘋果日報郭淑敏、聯合報羅國俊、中國時報王美玉及自由時報鄒景雯等五位總編輯或副總編輯提問；12月10日副總統辯論同樣採媒體提問；12月17日第二場總統辯論，則改由12個公民團體代表提問，涵蓋人權、司法、勞工、環境、教育及住宅等議題。
這項安排讓媒體與公民社會分別扮演提問者，也顯示台灣曾嘗試透過不同場次的設計，擴大公共議題的代表性。
2016年：網路連署讓公民參與議題設定
2016年總統大選，公民參與進一步進入數位時代。當年由公視、四報一社、三立、Google及網路媒體沃草等九個單位共同主辦，安排兩場總統及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2015年12月27日公視製播的首場總統辯論，仍由五家媒體代表提問；2016年1月2日三立製播、陳雅琳主持的第二場，則引進網路公民連署提問，由蔡英文、朱立倫及宋楚瑜三位候選人回答。
透過沃草與Google合作的「總統，給問嗎？」平台，民眾可以自行提問，也可以連署支持其他問題。平台將議題分為勞工、教育、醫療、環境、兩岸等15類，連署超過1,000人的問題才具備抽選資格。最後從42道符合條件的問題中抽出5題，涵蓋科技、司法、財經、經濟及勞工，包括政府是否應推廣免費上網、如何縮短數位落差等。
值得注意的是，候選人陣營代表參與正式問題的抽選，因此這項制度並非完全不讓候選人事先知道題目。但它的民主意義，在於讓公民透過公開連署與抽籤參與議題設定，而非由媒體或競選團隊壟斷提問權。
從2008年的公民影音提問，到2016年的網路連署，台灣已經展現另一種可能：在保留媒體獨立提問的同時，也能透過透明制度擴大公民參與。
2020年總統辯論由公視新聞部製作人陳信聰主持，媒體提問者包括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白德華、蘋果日報副總編輯蔡日雲、聯合報總編輯范凌嘉、中央社總編輯陳正杰及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
2024年則由公視董事長胡元輝主持，五位提問者為台視鄔凱雯、三立呂惠敏、鏡電視廖芳潔、中國時報周慧如及中央社王思捷。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看到媒體的提問人，從報社總編輯、副總編輯為主，逐漸納入電視主播與主持人，反映了新聞媒體生態與選舉傳播形式的變化。
然而，無論由誰提問，根本問題始終相同：媒體究竟有沒有獨立決定選舉辯論問題的權力？
回顧歷屆辯論，公開資料多著重主持人、提問者、發言時間及抽籤順序，對於具體問題能否事先提供候選人，卻缺乏清楚一致的公開規範。
台灣自己的選舉法規，早有不同答案
其實，台灣並非沒有明確規定。
台灣現行法規對於選舉辯論的提問獨立性，早有明確要求。依2024年8月21日修正、目前仍有效的《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18條之1，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的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經三分之二以上候選人同意，可以採取辯論方式。條文並明定：「發問人發問之問題，由發問人自行決定。問題內容不得事先告知候選人。」這顯示台灣正式選務制度早已承認，獨立提問與問題保密是辯論的重要原則。
當然，公辦政見發表會與商業媒體主辦的候選人辯論，法律性質不同。前者受選務法規約束，後者主要依主辦單位與候選人陣營協議運作。但法律不直接適用，不代表其制度理念沒有參考價值。
如果台灣的公辦辯論已明文禁止事先給題，媒體自行主辦的辯論，為什麼反而認為提前交付問題，才是確保公平的最好方法？
國際經驗：公開議題，不等於公開問題
英國國會圖書館整理的2010年大選電視辯論規則，明確要求具體問題由編輯團隊獨立決定，不得事先提供給編輯團隊以外的人，甚至可在辯論開始前繼續修改。BBC在2024年大選期間也表示，參與辯論的政治人物不會事先看到問題。
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長期採取類似原則：主持人可以提前公布經濟、外交、國家安全等討論主題，但具體問題由主持人獨立決定，不事先提供候選人。
預告議題，是讓候選人做好政策準備；預告具體問題，則可能讓候選人預先設計回答。前者有助提高政策討論品質，後者可能削弱辯論的臨場性與問責功能。
2016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CNN政治評論員Donna Brazile曾提前向希拉蕊競選團隊透露提問資訊。相關電子郵件曝光後，CNN與她終止合作。
當然這與台北市長辯論不同。美國事件涉及特定陣營私下取得資訊，台北則是雙方協商、同步給題。但它仍提醒我們，媒體提問的獨立性與保密性，是新聞專業可信度的重要基礎。
避免有人偷看考卷，最好的辦法是大家一起看嗎？
此次台北市長辯論，最值得討論的是主辦單位提出的理由：為避免有人私下洩題，所以事先把題目交給所有候選人。這反映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思維：當我們擔心制度遭到破壞時，究竟應強化防護，還是乾脆取消原本需要保護的原則？
如果擔心洩題，合理做法應是強化編輯保密、限制接觸人員、建立資訊安全及責任追究機制，而不是直接讓所有候選人提前取得問題。就像不能因為擔心有人偷看考卷，就讓所有考生提前拿到考題。
當然，選舉辯論不是考試。候選人不應被迫回答刁鑽的冷知識問題，媒體也不該以讓候選人出糗為目的。臨場回答的價值，不在於測驗記憶力，而在於觀察政治人物如何理解問題、組織論證、處理政策衝突，以及面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公共政策經常沒有簡單答案。候選人能否承認政策存在成本與取捨？能否在不同價值之間作出判斷？面對質疑，是直接回答，還是以漂亮口號迴避？這些能力與未來的公共治理密切相關。
2026年台北市長辯論保留了42分鐘候選人交叉詰問，因此不能說整場辯論都失去臨場性。但候選人之間的交叉詰問與媒體提問，具有不同的民主功能。前者是競爭者之間的政治攻防；後者則應代表公共利益，追問候選人可能不願回答，甚至雙方都不想碰觸的問題。
媒體如果放棄這種獨立提問的機會，還能如何彰顯自己在選舉辯論中的不可取代性？
候選人可以協商程序，不能決定新聞專業
我們從選舉辯論的公共問責價值檢視，每一場選舉辯論，至少涉及三個層次的公平。
第一是候選人之間的程序公平，包括發言時間、提問順序、答辯機會、資訊取得，甚至候選人穿上鞋子以後的身高是否對等。
第二是媒體的專業獨立，亦即主持人與提問者能否不受競選團隊影響，自主決定公共問題。
第三是選民的知情權。選民不只需要知道候選人準備好的政見，也有權觀察他們面對意料之外的問題時，如何反應與判斷。
這三種公平不能互相取代。
候選人可以協商辯論時間、發言順序及答辯長度，但媒體是否應把具體提問也列入協商範圍？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如果媒體認為事先給題有助政策討論，並非完全不可辯護。但至少應在辯論前向觀眾公開說明，讓大家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經過準備的政策問答，而不是即席媒體質詢。
更理想的安排，是區分不同環節的功能：政策主題可以提前公布，公民提問可以透過公開程序事先選定；媒體提問則應維持獨立與保密，並賦予提問人適度追問權。
台灣的選舉辯論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與其每逢選舉就由電視台與候選人陣營重新協商，不如由新聞專業團體、公共媒體、學界及公民社會共同討論，建立明確的辯論準則。
選舉辯論不是候選人的私人活動，也不只是電視台製作的政治節目，而是一項具有公共性質的民主實踐。
我們希望候選人準備充分，也希望他們接受真正的公共檢驗；重視候選人之間的公平，更不能忽略媒體自主權與選民知情權。
一場好的選舉辯論，不應該是讓候選人把準備好的答案說得漂亮，而是讓選民看見，當答案還沒有準備好時，他們如何面對問題。如果所有問題都可以事先準備，那麼辯論最後檢驗的，究竟是候選人的治理能力，還是競選團隊的文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