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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秀琪專欄:用公投綁大選 這樣好嗎?
台灣的公民投票已經變成政黨動員、選舉競爭的另一個戰場。攝影李智為

翁秀琪專欄:用公投綁大選 這樣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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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2 06:40:00最後更新 2026/11/22 06:40:12

攝影:

李智為

翁秀琪/新聞傳播學退休教授
我對於公投綁大選一直有意見,今天就來好好爬梳這個問題。
2026年11月12日下午3點,中央選舉委員會舉辦今年第22案「廢除非核家園」公投的第一場電視意見發表會。正方代表是國民黨立委牛煦庭,反方代表是民進黨立委陳培瑜。雙方針對核能發電、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電價及核廢料等問題提出不同論點。
這場發表會是11月28日公投前五場電視意見發表會的第一場,依照《公民投票法》規定,由中選會安排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播出。
然而,在九合一地方選舉的喧囂聲中,有多少選民注意到這場攸關台灣能源政策的公共討論?又有多少媒體願意超越正反雙方的政治攻防,認真檢驗雙方提出的事實、數據與政策論證?
今年的核能公投,恰好與九合一地方選舉同一天投票。表面上,這只是投票日期的安排;實際上,它牽涉台灣民主發展史上反覆出現的爭議:公民投票究竟是讓人民直接決定重大公共政策的民主工具,還是政黨動員、選舉競爭的另一個戰場?

從民主訴求到「鳥籠公投」

公民投票曾經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政治訴求。在威權統治時期,人民對公共政策缺乏直接決定的制度管道。隨著民主化發展,公投逐漸被賦予人民直接行使主權的象徵意義。
2003年11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同年12月31日由總統公布,台灣正式建立全國性公民投票的法律制度。然而,當時法律設下相當高的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尤其採取所謂「雙二一」門檻:投票人數必須達到全體投票權人的二分之一以上,且同意票須超過有效投票數的二分之一,公投才能通過。這種制度設計被批評為「鳥籠公投」,意指法律雖然賦予人民直接行使民權的管道,卻又以過高的門檻限制其實際效果。
2004年總統大選,陳水扁政府首次將全國性公投與總統選舉同日舉行。兩項涉及國防與兩岸關係的公投案,在高度對立的總統選戰中成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議題。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又出現「入聯」與「返聯」公投,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提出不同版本的國際參與主張。
這幾次公投都因未達當時的投票門檻而未獲通過,卻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政治傳播問題:選民原本應該回答的是一個政策問題,最後卻可能被要求透過公投票表達對某個政黨、某位候選人,甚至某種政治認同的支持或反對。

2018年:公投綁大選的轉折點

2017年,立法院大幅修正《公民投票法》,降低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將公投投票年齡降至18歲,並廢除原有的公投審議委員會。公投不再只是難以跨越門檻的象徵性權利,而成為公民團體與政治力量可以實際運用的政策工具。
但隨之而來的2018年九合一選舉,也讓台灣第一次大規模面對公投與選舉合併舉行的問題。當年共有十項全國性公投案,涉及能源政策、空氣污染、同性婚姻、性別平等教育及國際體育賽事名稱等議題。
十項公投與地方選舉同一天投票,造成部分投票所大排長龍,甚至出現投票尚未結束、其他投票所已經開始開票的混亂現象。選務問題固然嚴重,但若只從行政效率檢討2018年的公投經驗,恐怕忽略了更值得注意的政治傳播現象。
當年的十項公投,議題性質迥異,卻同時被捲入地方選舉的政治競爭。尤其是同性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公投,正反雙方透過傳統媒體、社群平台、宗教及公民團體網絡進行動員。原本需要法律、教育、社會學及人權知識共同參與的公共議題,經過競選口號與社群貼文的反覆簡化,逐漸轉變為價值認同與群體對立。
這不代表選民沒有能力理解複雜政策,而是當公共議題被放進選舉競爭的傳播環境時,政黨與倡議團體更有誘因使用簡單、鮮明、能夠激發情緒的訊息。政策討論因而可能讓位於政治動員。

從脫鉤、再公投,到重新綁大選

2018年的經驗促使立法院在2019年再次修法,將公投與選舉脫鉤,規定自2021年起,每兩年於8月第四個星期六舉行公投。
2021年12月18日,台灣在公投與大選脫鉤後,首次單獨舉行四項全國性公投。其中,由國民黨立委江啟臣領銜提出的第19案,就是詢問選民是否同意在符合法定條件下,恢復公投與大選同日舉行的制度。結果,51.04%的有效票為不同意票,公投未獲通過。
然而,四年之後的2025年,立法院再次修正《公民投票法》,恢復公投在符合一定法定期間及選舉條件下,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的制度。於是,今年11月28日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將再次與全國性公投同日投票。
這也衍生出另一個值得深思的民主問題: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的決策出現歧異時,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界定?

公投綁大選,改變的不只是投票日期

回顧二十多年的制度演變,可以發現,公投與大選是否合併,始終在兩種民主價值之間擺盪:一方面,希望降低參與成本、提高投票率;另一方面,又希望公共政策不被選舉競爭淹沒,讓公民有充分時間理解問題、比較論證,作出相對獨立的判斷。
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公投綁大選至少產生三個值得注意的影響。
首先,是議題設定權(agenda-setting)的競爭。當地方選舉與公投同時進行,新聞媒體必須在有限的版面、播出時間與採訪資源中,決定哪些事件值得報導。候選人的失言、民調起伏、選舉造勢及政治衝突,通常具有高度新聞性,也更容易吸引閱聽人的注意。
真正攸關長期公共利益的議題,可能反而在選舉新聞的競爭中失去能見度。11月12日的核能公投電視意見發表會,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政府依法提供了公共討論的傳播管道,但法律要求播出,並不等於閱聽人一定會注意,更不等於媒體已經完成充分解釋公共政策的責任。
其次,是議題框架(framing)的改變。公投原本要求選民對特定政策作出判斷,但在選舉情境中,政黨很容易將它重新包裝為政治立場的選擇。例如,今年第22案公投主文詢問選民:「你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以廢除『非核家園』的能源政策?」
核能發電是否能振興經濟?振興經濟是否必須依賴核能?廢除非核家園政策是否等同於重啟核電?即使公投通過,又需要哪些安全審查、法律程序及政策配套?
這些其實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卻被濃縮在同一個公投命題之中。支持經濟發展的人,不一定支持核電;支持核電的人,也未必認同這個命題所設定的因果關係。如果新聞媒體不分析命題的內在邏輯與政策效果,便容易將複雜的公共決策簡化為政黨立場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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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原本要求選民對特定政策作出判斷,但在選舉情境中,政黨很容易將它重新包裝為政治立場的選擇。攝影鄒保祥
第三,是政治動員(mobilization)取代公共說服(persuasion)的風險。 在理想的民主審議中,公民應該透過資訊交換、理性辯論與不同觀點的相互檢驗,逐步形成政策判斷。然而,當公投與大選綁在一起,政黨可能更重視如何動員既有支持者,而不是如何說服立場不同、尚未決定的選民。

他山之石:從直接民主到審議民主

其他民主國家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台灣一些啟示。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原先的公投命題是詢問選民,英國是否應該繼續作為歐盟成員國,選項為「是」或「否」。然而,英國選舉委員會透過焦點團體、深度訪談及專家諮詢,發現這樣的命題可能使選民感受到偏向,於是建議改為「英國應該留在歐盟,還是離開歐盟?」選項也改為「留在歐盟」與「離開歐盟」。這項建議獲得國會接受。素有直接民主典範之稱的瑞士,則在《聯邦政治權利法》中明定,政府提供公投資訊時,必須遵守完整性、客觀性、透明性及比例性四項原則。
在公投前的公共審議方面,愛爾蘭於2016年成立由一位主席及99位公民組成的公民會議(Citizens' Assembly),透過專家提供資訊、聽取不同立場的意見及公民討論,為2018年墮胎修憲公投奠定公共審議的基礎。美國奧勒岡州則於2010年試行公民倡議審議制度(Citizens' Initiative Review),由一般公民在充分聽取正反雙方論點、檢視資料後撰寫公民聲明,納入官方選民手冊。
至於公投是否可以與大選同時舉行,紐西蘭2020年國會大選同時舉辦安樂死及大麻合法化兩項公投,但兩案均以具體的法律文本作為政策選擇的依據。
這些國家的經驗提醒我們,民主制度除了保障人民投票的權利,也應該保障人民自主形成意見的權利。直接民主與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不應是兩條平行線,而應相輔相成。

媒體不應只把公投當成另一場選舉

公投綁大選究竟好不好,不能只從投票率高低或選務成本來判斷。提高參與率確實是民主的重要目標,但參與的人多,不必然代表公共討論的品質比較好。反過來說,將公投與大選分開,也不保證公民一定會更理性地思考政策。
真正關鍵的是,台灣有沒有建立足以支持公共審議的資訊環境。從公投命題的中立性、政府資訊提供的完整性,到公投前公共審議的制度設計,都還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公投綁大選,可能提高人民走進投票所的機會;但如果公共議題在選舉喧囂中失去獨立討論的空間,人民走進投票所時,究竟是在決定政策,還是在表達政黨認同?如果民主不重視人民在投票之前如何形成自己的意見,那麼,即使我們打破了昔日的「鳥籠公投」,是否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將公投關進另一個由政黨競爭與政治動員所構築的鳥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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